许军珂 外交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消费者保护模式
内容提要: 在确定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时，如何体现对消费者的保护，欧美给出了不同的模式，欧洲把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作为意思自治的一个例外，单独做出规定；而美国则把它作为普通合同，通过“公共秩序”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两种模式立足本土，各有千秋。我国新实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给出了一种保护模式，即以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作为基本原则，同时承认消费者单方的选择。我国的模式先进性和开放性并存，但也存在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应界定“消费者合同”，这关系到条款适用的范围。为了防止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可以通过“消费者经常居所地的强制性规定”加以限制。


三、中国消费者保护的法律选择模式

2010年的《法律适用法》第42条对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做了专门的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提供地法律。”这一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用国家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国际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体现了对消费者这个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具有先进性和开放性，同时也存在美中不足。

（一）先进开放的中国保护模式

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它借鉴了国外先进立法的做法，基于消费者合同的特殊性，开宗明义，首先明确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1]接着表明准许当事人选择法律，这些都可以和国际上的先进立法相媲美；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它采用了双边冲突规范的形式，表明了对国内外消费者一视同仁的态度。

1.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国际上，关于属人法一直存在着本国法和住所地法的对立，但国籍和住所地两个连结因素都存在着缺陷，不能适应日益增强的全球一体化的需求。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纷繁复杂，各国的资本、商品和劳动力早已瞄准了国外市场，加之现代交通的发展，加速了国际间人口的流通，原有的住所和国籍所属国不再成为当事人的生活中心。为了解决本国法和住所地法的冲突，1955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了《关于解决本国法和住所地法冲突的公约》，原则上以住所地为主要连结因素来协调本国法与住所地法的冲突和矛盾，但同时该公约第5条规定：“住所是指某人经常居住的处所，但它并不取决于他人的住所或机关的所在地”。由此可见，该公约使用的住所实际上是经常居所。尽管该公约因参加国不多而并未生效，但却产生了属人法的一个新原则——惯常居所原则。晚近一些国际私法法典和国际私法公约进一步确定了惯常居所在解决当事人能力方面的地位。[2]惯常居所地是当事人的生活中心，也多为个人财产所在地，当事人的身心成熟状况、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与惯常居所地的伦理观念、道德原则和法律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当事人作为弱方出现在合同中时，以其惯常居所地作为法律选择的连结因素，可以保证其惯常居所地给予其的最低保护，不至于使其因弱方的地位，而失去本应拥有的正当权益。

我国以往的立法中经常出现的概念是“居住地”、“定居地”或“经常居住地”，《法律适用法》首次将以往不同的概念统一为“经常居所地”，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防止因概念的不统一，对法律关系准据法确定的产生消极影响。[3]

2.认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时，当事人意思自治得到了认可。尽管消费者合同的双方地位悬殊，有可能出现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公平，但仍然是合同，因此在法律适用方面，欧美都赋予了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但也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加以限制。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第2款也赋予了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权利，虽没有像《罗马条例I》那样，要求所选择的法律不能剥夺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给予其的强制性保护，但我国的立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即承认消费者单方的选择，且限定了选择结果，即“商品提供地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限制，从而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如果“商品提供地法”给予消费者的保护强于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消费者可以选择“商品提供地法”。

3.运用双边冲突规范。双边冲突规范是指其系属既不明确指出适用内国法，也不明确指出适用外国法，而是提供一个以某种标志（即连结点）为导向的法律适用原则。双边冲突规范所指的准据法既可能是内国法，也可能是外国法，它体现了对等公平的原则，根据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在本质，客观规定它所应适用的法律。现代各国国际私法立法和国际条约的实践表明，双边冲突规范使用得最为频繁，成为现代国际私法立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新的冲突立法大都采用双边冲突规范。例如，1896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采用的冲突规范多为单边冲突规范，而1986年《德国国际私法法规》则大量采用双边冲突规范。事实上，我国以往立法中也多采用双边冲突规范，[4]以表明我国开放的态度。但是，消费者合同不同于普通合同，在我国目前经济不是那么发达，消费者保护的实体立法不是那么健全的情况下，首次在冲突立法中运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和“商品提供地”等连结点，在具体案件中再根据具体情况去确定，可能指向我国本国法，也可能指向外国法，不论是对我国的经营者还是对我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都是一种挑战。这充分表明了立法的前瞻性和开放性。

（二）美中不足的中国保护模式

虽然我国《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具有先进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但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仍不难看出它存在有待进一步推敲的地方。

1.从保护本国消费者的目的出发，适用“经常居所地”的表述是否能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法律适用法》开宗明义，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尽管如前所述，采用“经常居所地”的属人法表述符合目前国际私法立法的新趋向，但鉴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健全程度，外国经营者对我国消费者造成伤害引发诉讼时，根据《法律适用法》的条款应适用我国的实体法，但我国有关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现状，实在难以担当如此重任。由于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的欠缺及低水准的消费者保护水平，我国消费者已经付出和正在付出代价，2000年5月和2001年3月，日本东芝笔记本电脑软驱缺陷威胁用户软盘资料的安全，日本东芝笔记本电脑公司对美国与我国消费者的差别待遇就是典型的事例。[5]一部已经适用了近20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修订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迟迟不能出台。从修订征求意见稿看，[6]尽管吸收了国外一些先进的制度和经验，但无论是赔偿机制还是赔偿数额都不及发达国家的水平。

2.消费者单方选择法律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消费者合同的条款通常由经营者律师起草，倾向于经营者。消费者通常不去读这些条款，即使读了也不完全清楚条款的意思。相对小的交易金额和相对不怎么经常发生的购买，使得消费者在进行交易之前不会去找律师帮忙审阅买卖合同；再者消费者对商品的了解不及经营者，鉴于此，有学者称“那不是真正的交易”。[7]经营者在占有优势、缺乏合理性的情况下确定交易条件，消费者面对经营者提供的附合合同，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选择法律的权利如何实现，在订立合同时，还是纠纷发生后？如果在订立合同时需要与经营者协商，能否达成一致不得而知；在纠纷发生后，那么法院首先要先确认消费者合同法律选择条款的无效，然后再由双方达成新的一致意见，决定法律适用，以体现合同的公平原则。而这又如何操作？又是未知数。有待法院在适用新法时提供答案。

3.保护消费者，经营者的利益是否需要兼顾？我国的消费者在受到外国经营者损害的同时，我国的经营者在对外贸易中也会发生伤害其它国家消费者利益的事情。国家一方面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使本国消费者享受到与他国消费者同等的利益，享受世界统一大市场带来的福利，但与此同时，我国经营者的利益是否需要兼顾？在对外贸易中，我国经营者出口商品和服务受到了欧美国家先进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法律的严峻挑战，当我国商品投入到发达国家，对其消费者造成损害引发诉讼时，作为被告的中国经营者不得不承担严格的产品责任。这就使消费者的利益与本国经营者的保护形成了一组难以解决的矛盾。如何平衡两者的利益是立法者必须面对的难题。《法律适用法》第42条虽然在第2款中针对流动消费者规定，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任何与消费相关的活动时，可以适用商品提供地法，但第1款把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作为原则性规定予以确定，对保护我国经营者的利益不是太“给力”。

4.对一些问题的忽略。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结构的变化，网络时代的来临，使消费范围和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从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为非物质消费为主，生存资料消费比重将进一步降低，享受和发展资料消费比重上升，消费热点将集中在教育、信息、旅游、医药保健、文化等方面，[8]服务性消费者合同将会越来越多，纠纷也会越来越多。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十一五”期间《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报告》显示，近年来服务消费投诉比重攀升。[9]《法律适用法》第42条多次提及“商品”，仍把消费者合同局限在传统的“购物合同”，似乎有些滞后。

其次，据CNNIC在其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热点调查报告》中显示：在我国有17.9%的网民在半年内有过网络购物经历，在浏览过购物网站的网民中，有29.6%的人在半年内有过网络购物经历，有过网络购物经历的被访者中有超过90%的人今后会继续进行网络购物，有63.7%没有购物经历的网民表示今后会尝试网络购物。[10]这些数据都表明了我国网上购物市场的巨大潜力。而网络购物合同基本以格式形式出现，通常由经营者以“只读”（read only）形式提供，消费者通过点击“我同意”按钮完成合同的订立，消费者对法律结果既不可知也不能预测，权利容易受到损害。[11]而《法律适用法》面对这样一种发展中的巨大市场没有任何提及，网络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缺失。

四、欧美模式与中国模式之比较、启示和思考

（一）比较：各有千秋

欧盟模式最为全面严谨，层层递进，先是界定消费者合同，给出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前提条件是经营者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从事了相关经营活动；第二层次是即使有第一层的规定，当事人仍可选择法律适用，条件是不能剥夺消费者惯常居所地给予消费者的强制性保护；第三层次，在不满足第一层次的条件时，当事人可以按照普通合同法律适用规则，来确定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第四层次规定了对第一、二层次的例外。欧盟立法模式以“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给予消费者特殊的保护。第二、三层次都赋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权利，但选择的限制和前提条件又有区别：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有相关活动，选择的法律不得剥夺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的强制性保护；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没有相关活动，当事人可以按照一般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确定准据法，其限制也和一般合同选择法律的限制一致，比如公共秩序等。第四层次的例外结合前三层次的条件和限制，表明对经营者利益的兼顾。可以说，欧盟的模式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规定，使其具可操作性，同时也平衡了消费者保护和经营者利益。但这种几近完善的立法模式，几乎没有留给法官任何空间，结果在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选择中选择其他国家法律的很少。人们怀疑这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结果，经营者不能选择他们想要的法律，消费者却得到了双重的保护。[12]

美国模式最为简单，没有区分普通合同和消费者合同，当事人可以在有限制的情况下，自由选择法律：合理联系和公共秩序。当事人没有选择时适用最密切联系方法确定准据法。正因为这种简单的立法模式留给法官太多的空间，使得美国的实践五花八门。再加之，美国的法律选择一贯基于国内的关注，主要用来解决各州之间的法律适用冲突。美国现代冲突法的特点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地方主义，各州的个性化发展影响了美国统一法律适用法的发展。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模式不能保护消费者，相反这种和美国国情、法律传统相适应的模式，也能达到和欧洲同样的保护消费者的目的。[13]

我国立法模式似乎介于二者之间。首先把“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给予消费者特殊的保护；其次给予了消费者单方选择的自由，且限定在“商品提供地法”。接着规定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没有任何相关活动的，适用“商品提供地法”。虽然只有两款但也有三个层次，规定得简明扼要。

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6号）


　　《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由沈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1年9月1日通过，已经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1年9月29日批准，现予印发，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0月14日　



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


　　(2011年9月1日沈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2011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辽宁省义务教育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义务教育及其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义务教育实行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区、县（市）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市和区、县（市）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规划国土、建设、公安、交通、文化、卫生、体育、司法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义务教育的相关实施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义务教育实施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实施义务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第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依法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

　　第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义务教育经费审计制度，每年向社会公布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和使用情况。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对农村地区、财力薄弱地区给予重点扶持，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的师资、经费、校舍、设备、设施等教育资源，缩小本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差距，保障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

　　第八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完善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服务为补充的多种形式的特殊教育体系建设，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达到普通儿童少年同等水平。

　　提高少数民族双语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公用经费标准，并及时足额拨付。

　　第九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义务教育工作执行法律法规情况、教育教学质量、开展素质教育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等进行督导。

　　区、县（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应当每三年至少开展一次义务教育综合督导。

　　督导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保证本行政区域内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均有公办学校学习的席位，并组织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免试就近入学。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适龄子女免试就近入学，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一条 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公平、公开和有利于就近入学的原则，根据当地适龄儿童、少年的分布状况，合理拟定学区划分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学校应当严格按照学区划分的规定接收学生，并公布接收情况。

　　第十二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证明，由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期限为一年，期满后仍不能入学的，申请人应当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情形消除后，适龄儿童、少年应当继续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防止与控制学生辍学制度，依法组织和督促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未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或者辍学学生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适龄儿童、少年旷课或者辍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督促其返校就读。

　　对违反学校相关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不得劝其退学或者开除。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教育、编制和财政等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义务教育发展规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定教师编制，并依据生源、学校和课程设置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教师编制，及时补充教师，保证教育教学需要。

　　第十五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校长、教师交流，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的校长、教师资源。

　　校长、教师交流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校长、教师支援农村教育。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教师培训机构建设，制定校长、教师继续教育规划和培训计划，设立教师培训专项资金，定期对校长、教师进行培训。

　　第十八条 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和教师的管理。

　　学校或者教师应当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不得擅自违反课程设置规定和教育教学计划授课；不得利用假期、公休日、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有偿补课或者讲新课。

　　教师应当为人师表，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不得体罚、变相体罚、侮辱、歧视学生。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不得占用或者减少思想品德、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社会实践等课时。学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作业量，避免过重的课业负担。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组织学生开展各项体育锻炼活动和文化、科技、社会公益等社会实践活动，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加强学校课外活动基地建设。

　　第二十一条 学校体育场馆应当在课余时间免费向学生开放。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社会体育场（馆）、体育设施应当每月至少有一个休息日免费向学生开放。其他社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应当由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定时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小学校建设纳入城乡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按标准配套建设。

　　中、小学校及其规划预留用地不得改为他用。确需调整的，必须经市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根据中、小学校用地规划予以调整、补还或者重建。补还或者重建的用地面积不得少于原用地面积。

　　第二十三条 学校建设工程完工后，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的，及时移交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并依法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由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及时整改，符合要求后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学校产权登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学校的性质，不得侵占学校的校舍、场地和教学设施、设备。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学校校舍、场地和教学设施设备转让、出租或者改变用途。

　　第二十五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学校校舍、教学设施设备和场馆等安全性能进行勘查、鉴定。需要维修、改造的，应当及时予以维修、改造。经鉴定为危房且不具备维修、改造条件的校舍，学校不得使用，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拆除。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重视校园安全，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保安人员。保安人员应当履行维护校园安全的职责。学校应当加强校园内饮食安全管理，防止饮食安全事故。

　　第二十七条 学校应当进行人身安全、自救和公共卫生等教育，根据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开展多种专题教育，使学生具备交通、治安、火灾、地震、食物中毒等方面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常识，并组织进行逃生自救、互救和紧急疏散避险等应急演练。

　　第二十八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学校及周边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和警校经常性联系制度，组织教育、公安、工商、文化、交通、卫生、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等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维护学校周边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社会秩序。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有关安全防护距离的规定，在学校周边兴建存在安全隐患或者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设施；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在学校周边二百米内设立互联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从事其他影响学校安全和教育教学的活动。

　　第三十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校车的管理。交通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校车登记和驾驶人资格审查制度，加强对校车及驾驶人的管理；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校车的行车安全管理；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生和家长的安全教育，建立学生乘坐校车实名制管理制度。

　　校车应当按时、按线、按定员行驶。

　　第三十一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违反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未履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职责的，由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三条 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采取措施组织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或者防止辍学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区、县（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学校、教师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擅自违反课程设置规定和教育教学计划授课，利用假期、公休日、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有偿补课或者讲新课的，体罚、变相体罚、侮辱、歧视学生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视情节对校长或者教师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予以解聘。

　　第三十五条 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的，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3月1日起施行的《沈阳市九年制义务教育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