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8月23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森林、林木、林地权属
第三章 森林保护
第四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五章 植树造林
第六章 森林采伐和木材运输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辖区内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培育、利用、管理以及改变森林资源生态环境的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森林资源，包括林地、林木以及森林生态环境下所形成的生物资源。
林地，包括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依法确认的其他林业用地。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林业工作。市（行署）、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林业工作。乡（含镇，下同）人民政府设林业工作站或专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
省森林工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林业工作。
大兴安岭森林工业管理部门负责本系统林业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可按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管理本系统林业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保护培育森林资源和发展林业经济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当从地方财政中适当安排资金扶持林业发展。
第五条 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逐步建立林业生态体系和林业产业体系。
林区应当加快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木材综合利用，实现林业工业化，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多种经营。
平原地区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加速营造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逐步增加覆盖率。
第六条 对保护、培育、合理利用、科学管理森林资源以及发展林业生产、开展林业教育和科学研究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森林、林木、林地权属
第七条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经营管理的森林、林木、林地，为国家所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所有的土地上营造的林木，为集体所有。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单位，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的用地范围内营造的林木，为造林单位所有。
第八条 农村居民在已确认的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薪炭地营造的林木，为营造者所有。承包荒山荒地造林的，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确定林木所有权。
个人所有的林木允许继承、转让和出卖。
第九条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与乡、村或者其他单位联合经营的森林，林地仍为国家所有，共同支配林木收益。
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个人与个人联合营造的林木，为联合营造者共有。
第十条 义务植树按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和《黑龙江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确定林木所有权。
第十一条 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造册，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发《林权证》，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国有森林工业企业由国家授权的部门核发《林权证》。已领取《林权证》的国有林业单位，不需再办理
《土地证》。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按《林权证》所确定的面积及其界线，严格守界经营，未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原批准机关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权属发生变更时，应当到原发证机关更换《林权证》。
第十二条 森林、林木、林地权属发生争议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森林工业企业单位与其他森林经营单位发生权属争议时，由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处理。
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和抢占有争议的林地。

第三章 森林保护
第十三条 国家建设占用国有林地和征用集体林地以及其他必须使用林地的，应当到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局以上森林工业管理部门办理《改变林地用途许可证》后，再依法办理土地等有关手续。
森林经营单位在其经营的林地内修筑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和多种经营使用的林地，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执行。
第十四条 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挖沙、取土等违法行为。已在森林经营施业区内擅自开垦的林地，应当由所在森林经营单位限期收回。
第十五条 严禁盗伐、滥伐森林、林木。
严禁毁林养蚕、毁树采集林木种子和在活立木上扒树皮等毁林行为。
第十六条 养木耳应当推行新技术，充分利用采伐剩余物，不准砍伐柞林和使用成材柞木做木耳段。
林区种参应当在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疏林地、林间空地种植，或实行林参间作。不得毁林种参。
第十七条 严禁木材经营和加工厂点收购盗伐木材。
在林区开办木材经营和加工厂点必须征得所在施业区林业单位的同意，向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局以上森林工业管理部门申请领《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方可核发木材经营和加工厂点营业执照。
第十八条 严格保护国家确定的一、二级保护树种。需要采伐利用的，国家一级保护树种，须经国家林业部批准；国家二级保护树种，须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森林工业行政主管部门、大兴安岭森林工业管理部门批准。
采集野生药材和经济植物，应当保护植物资源。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强林政、公安、护林队伍建设。
第二十条 森林防火、森林植物检疫、森林病虫害防治、林木种子管理、野生动物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城市绿化管理，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二十一条 森林划分为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可以结合森林经理调查划分为生态保护、速生丰产、常规管理3种类型经营区，实行科学经营。
第二十二条 森林资源应当实行资产化管理，有偿使用。国有森林资源资产应结合森林经理复查定期进行评估。
第二十三条 各级林业部门负责组织森林资源清查工作，建立森林资源档案，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掌握森林资源变化情况。
第二十四条 各森林经营单位应当按用材林消耗量低于生长量和其他林种合理经营、永续利用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对森林资源消耗实行全额管理。
第二十五条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森林资源审计制度，在其单位主要负责人任期、采伐限额执行期、森林经理期结束时，应当进行审计。

第五章 植树造林
第二十六条 到本世纪末，全省森林覆盖率应当达到40％以上，其中山区不低于70％，半山区不低于40％，平原区不低于10％。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省森林覆盖率总目标确定本辖区森林覆盖率的目标，制定实施规划，明令公布。
第二十七条 城镇和乡村应当按照造林规划，因地制宜地营造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和薪炭林。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组织各系统、各单位和负有义务的公民，完成法定的植树任务。
第二十八条 农垦、畜牧、铁路、交通、水利等部门，应当按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积极营造防护林。煤炭、造纸等部门，应当营造坑木、造纸等用材林和原料林。
第二十九条 植树造林应当遵守造林技术规程，实行科学造林。县级人民政府和国有森林工业企业每年应当对植树造林组织验收，核实造林面积和成活率、保存率。
第三十条 建立林业基金制度。林业基金按规定权限分级管理，专款专用。
林业基金的提取标准和管理、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 采伐林木应当提取育林基金。育林基金的具体提取和使用办法，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森林采伐和木材运输
第三十二条 森林、林木实行限额采伐。省森林工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大兴安岭森林工业管理部门，综合本系统的森林采伐限额，在报国家林业部同时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各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部门，均综合本系统森林采伐限额，逐级报省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全省森林采伐限额，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后，上报国务院批准。经国家批准的森林采伐限额指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过。
第三十三条 采伐森林、林木，必须进行伐区调查设计，凭《林木采伐许可证》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除外。
第三十四条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审发：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的由本系统上级主管部门审发；乡村集体和个人承包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发；铁路、公路护路林的更新采伐，属铁路、公路部门营造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审发；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由省林业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部门审发。
第三十五条 森林采伐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皆伐面积比重应当严格控制。采伐后必须不晚于次年完成更新。
第三十六条 运输木材必须持有木材运输证件。具体办理木材运输证件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铁路、公路、航运部门应当凭木材运输证件承运木材。
第三十七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林区设立或者变更木材检查站。检查人员在执行木材检查任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林业执法人员可以进入车站、码头、货场和木材市场进行检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没有办理《改变林地用途许可证》占用、征用林地的，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补办手续。对已构成非法占用林地的，处以每平方米5－15元罚款，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3倍的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逾期不补办手续的，除按上述规定
处罚外，立即退回所占林地。抢占有争议林地的，应当立即退出，对直接责任者处以500－1000元的罚款。
对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挖沙、取土等违法行为，责令返回占有，处以每平方米1－5元的罚款；致使森林、林木毁坏的，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3倍的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
对违法从事种植、养殖、采集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的罚款；致使森林、林木毁坏的，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3倍的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
对砍伐柞林和使用成材柞木做木耳段的，没收木耳段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的罚款。
对在活立木上扒树皮的，处以每株10－50元罚款；致使树木死亡的，处以木材价值3－5倍的罚款。
森林经营单位对在其森林经营施业区内擅自开垦的林地，没有按期收回的，由上级机关对其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林区木材2立方米以下，幼树100株以下的，非林区木材1立方米以下，幼树50株以下的，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和国家确定的一、二级保护树种1立方米以下的，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缴回所盗木材，责令赔偿损失，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
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并处以违法所得3－10倍的罚款。
受雇和帮工参与盗伐以及为盗伐人提供运输工具的，处以相当于盗伐人罚款额度50％的罚款。盗伐、运输工具予以扣留，在限期内不接受处理的，可以变卖盗伐、运输工具，折抵赔偿损失和罚款。
第四十条 滥伐森林、林木，林区木材10立方米以下，幼树500株以下，非林区木材5立方米以下，幼树250株以下，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或缴纳补种树木费，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的罚款。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林业单位不执行伐区调查设计和《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超采林木，按滥伐处理，由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收缴违法所得，列为育林基金。对直接责任者由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按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责令限期完成任务，并处以相当于所需造林费用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在林区无《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私自经营、加工木材的，责令其立即停止营业，由林业和工商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对经营、加工盗伐木材的，应当没收全部木材，并处以木材价值3－5倍的罚款，由林业部门收缴《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由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二条 无木材运输证件运输木材的，扣押其所运木材，责令限期补办运输证件，逾期未补办的，没收全部木材，并处以木材价值10－50％的罚款。对承运单位和个人处以承运木材价值10－30％的罚款。
运输木材的数量、树种、材种和规格与木材运输证件记载不符的，没收超过数量和不符部分的木材。
对使用伪造、涂改、倒卖证件运输木材的，没收全部木材，并对货主处以相当于木材价值10－50％的罚款。对伪造、涂改、倒卖运输证件者，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2－5倍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委托的部门和林业局以上的森林工业管理部门决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罚没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款全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追缴盗伐的木材、变卖所得及核收的赔偿损失费、补种树木费，返还原森林经营单位，用于恢复森林资源。
第四十六条 对拒绝、阻碍林业行政执法人员和护林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林业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林业职工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受贿，包庇纵容违法者，参与和支持盗伐、滥伐，造成森林资源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一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上一级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直接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堤起诉讼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5年8月23日
关于刑讯逼供原因的几点思考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 张翔
e-mail：zhangxzx@sohu.com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传媒报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有些甚至闹到死人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刑讯逼供之所以产生，我以为和法律制度、认识观念有很大关系。
一、 法律制度方面。
（一）“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那么就意味着其必须承担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然而对此我却有几点疑问：“如实回答”的合法性我们姑且不论（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就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该公约，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却依然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是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犯罪嫌疑人如果尽到“如实回答”义务，那么他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有何权利法律并没有规定。此外，义务与惩罚也是相联系的，不履行义务，就必须进行惩罚，否则就是对其他履行义务个人的不公正，但是这种惩罚是什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刑讯逼供呢？我国目前并没有规定。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由于确立了“沉默权”制度，被告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刑讯逼供也就大大减少了。
（二）侦查活动未受监督。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有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对此进行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场翻供，他也很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认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曾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上并不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我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将关押犯罪嫌疑人与提审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犯罪嫌疑人一旦从关押场所被提走，即开始全程录音、录像，在时间上不得有间断。该录音、录像资料一式两份，并交给犯罪嫌疑人一份留存。 或者确立律师介入制度，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如律师不在场，则所取得的口供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证据制度的不完善。
因为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故而其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但是这种对口供的偏爱，不但会鼓励和怂恿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更严重的是，它会使侦查人员产生工作惰性，办案时过分看重口供。
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口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侦查人员不得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希望能够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但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因为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而这书面的口供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相反，侦查人员却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还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
二、认识观念方面。
（一）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北魏时，曾使用过使人不堪忍受的“重枷”来逼取口供；南梁时，对那些不招供的人要“断食三日”；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刑讯逼供的思想依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
这种错误的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 并且，目前绝大部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刑讯逼供都持否定态度，在美国，法律不仅排除因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就是因违法取证行为而间接获取的其他证据——“毒树之果”，也一概予以排除。
（二）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活动的效率。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效率公正两者谁最重要。根据沈宗灵教授的观点，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我看来，这似乎有点片面。刑事诉讼不同于市场经济，它并不是以追求最大利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目标，相反，由于它与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并且又具有不可逆性、不可补偿性等特点，这客观上要求刑事诉讼必须以公正为基础。并且，为了一部分人的权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包括最根本的生命权益），国家是否有这个权力还有待商榷。所以，在这一点上，刑讯逼供的合理性也是站不住脚的。
很多人有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该的惩罚；而对于那些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但这种思想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权利。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其拒不交待或者不“如实交待”，那么这只能作为其认罪态度不好，在审判量刑时给予考虑。如果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试想一下，如果代表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都不按法办事，那又如何让普通的民众遵守那些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呢？
幸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做出很大的改进。目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就进行了有效的创新。他们在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时，发给两份《告犯罪嫌疑人书》，上面有法律规定的１２项权利和义务，并且还有检察官必须遵守的３条纪律，以及上级和同级检察机关的举报电话。在侦查讯问完毕后，犯罪嫌疑人都要在这份“告知书”上签字，一份留在笔录，一份留给犯罪嫌疑人自己，以便其随时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项措施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如果公安部门也能够参照执行的话，那么刑讯逼供消失的那一天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