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2006年12月1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六号）



　　《湖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已由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6年12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12月1日

　　第一条　为了有效利用和保护无线电频率资源，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无线电业务的正常进行，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组建无线电网络，研制、生产、进口、销售、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以及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无线电台（站），是指开展无线电业务或者射电天文业务所必需的无线电信号收发装置。

　　军事系统的无线电管理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无线电频率资源属国家所有。实行统一规划、科学管理、合理开发、有偿使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无线电频率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规范无线电管理秩序，引导、鼓励和支持提高频率资源利用率的新技术新业务的应用，促进无线电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

　　依法取得的无线电频率资源以及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或者组建的无线电网络，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使用无线电频率资源,非法干扰合法的无线电台（站）或者无线电网络。

　　第五条　因国家安全和重大任务需要可以实施无线电管制。无线电管制的具体实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和省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一）贯彻执行无线电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拟订无线电管理的相关规定；（二）根据权限审批无线电台（站），规划和分配无线电频率，指配无线电台（站）的频率和呼号，核发《无线电台执照》，依法征收无线电频率资源占用费；（三）负责无线电管理的监督检查，查处违反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四）负责辖区内的无线电监测，协调处理无线电干扰以及无线电管理方面的其他事项；（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各市、州设立的派出机构，根据省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职责范围和权限，在辖区内具体实施无线电管理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国家安全、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无线电管理相关工作。

　　第七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对无线电频率资源进行指配和管理，核发《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无线电频率使用期限最长为10年。需继续使用或者终止使用的，应当在使用期满或者终止使用30日前向原批准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临时使用频率应当严格执行审批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年。遇国家修改频率划分或者因国家利益需要调整频率时，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提前1年发布有关调整或者提前收回频率的公告，告知频率使用者有关事项，协调频率使用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调整。

　　除前款规定外，因调整无线电频率给原使用者造成的损失，由调整无线电频率的受益者给予补偿。

　　已取得使用权的频率1年内不使用的或者其使用设备未达到国家规范要求的，由原批准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无条件收回。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占用、更改、转让频率。禁止出租或者变相出租频率。

　　第八条　对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或者组建的无线电公众网络，无线电管理机构有义务保护其使用的频率免受有害干扰。

　　对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的无线电频率及组建的无线电网络，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予以重点保护。

　　第九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无线电设备符合国家标准，并取得国家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二）操作人员熟悉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并具有相应的业务技能和操作资格；（三）无线电台（站）布局合理，无线电频率有效使用，电磁环境符合相关要求，必要时提交电磁环境测试报告；（四）无线电管理工作人员应有相应的安全管理保障制度和防护电磁辐射的保护措施；（五）对依法已经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或者组建的无线电网络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第十条　申请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规定向无线电管理机构书面申报，并提交《设置无线电台（站）申请表》和相关技术资料。

　　无线电管理机构在收到设置、使用的申请资料并受理后，应当在20日内完成审查，按照国家规定需要进行台（站）选址、频率协调等工作的除外。无线电台（站）由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查合格后，核发《无线电台执照》；审查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凡经批准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或者组建的无线电网络，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项目和标准缴纳费用。

　　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收取的前款费用用于无线电管理基础、技术设施建设与运行以及无线电管理科学研究，并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二条　遇有危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的紧急情况，可以临时启用无线电台（站），并在启用之日起5日内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告。紧急情况解除后，应当及时撤销临时启用的无线电台（站）。

　　第十三条　《无线电台执照》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验手续。《无线电台执照》的有效期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30日前到原核发执照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办新的《无线电台执照》。

　　无线电台（站）注销或者报停，应当向原核发《无线电台执照》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或者报停手续，并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告该无线电台（站）设备的拆除、封存或者销毁等处理情况。

　　启用已报停的无线电台（站），应当重新办理相关使用手续。

　　第十四条　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核定的项目工作，不得发送与核定项目无关的信号。确需调整项目的，应当向原批准机构办理有关变更手续。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安全和保密的规定。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非法编制、使用无线电台（站）呼号。

　　第十五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电磁环境保护和电磁辐射的规定，加强对电磁辐射的监测，防止电磁辐射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产生危害；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电磁辐射事故的，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国家规定及时予以查处。

　　第十六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与同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无线电事业发展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置的各类无线电台（站）应当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古建筑保护、城市市容景观的整体要求。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划高层建筑时对可能影响重要无线电台（站）电波传播通道的，其选址、定点方案应当征求无线电管理机构的意见。具体办法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无线电管理机构研究制定。

　　民航、电力、航运、公路、铁路等涉及电磁环境保护和电磁辐射的重大建设项目，其选址方案的论证、报批，必须征求无线电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十七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在高楼、高塔、高山等地点禁止或者限制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规定。

　　禁止或者限制设置无线电台（站）的具体地点由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电磁兼容状况确定并予以公布。

　　符合设置无线电台（站）条件的高楼、高塔、高山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如需接纳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应当事先向当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备案手续并接受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涉外无线电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驻华代表机构、来华团体、客商等外籍用户在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携带或者运载无线电设备入境，应当报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批。

　　第十九条　研制、生产、进口、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其工作频率、频段和技术指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无线电管理有关规定。

　　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必须采取措施有效抑制电波发射。进行实效发射试验时，应当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生产、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报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条　申请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应当提交书面申请、检测报告和相关技术资料，经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受理、审查，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已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技术指标。

　　禁止转让、涂改、伪造《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第二十一条　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其散件、组装件，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经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核发《无线电设备进关审查批件》。海关凭《无线电设备进关审查批件》和机电产品进口证明予以放行。

　　第二十二条　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产生的无线电波辐射，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无线电管理规定，不得对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扰。

　　产生无线电波辐射的工程设施，可能造成无线电台（站）有害干扰的，其建设和选址应当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无线电管理机构协商确定。因工程建设需要搬迁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第二十三条　非无线电设备对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时，设备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消除或者停止使用。对船舶、航空器安全运行造成危害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强制拆除其设备。

　　第二十四条　省、市、州无线电监测站，依法负责对辖区内无线电波实施监测。其主要职责是：（一）监测无线电频率的使用状况，查找无线电干扰源以及非无线电设备辐射无线电波的干扰；（二）监测已设无线电台（站）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核定的项目工作，查找未经批准擅自设置的无线电台（站），承担为保障国家安全或者重大任务而开展的特殊监测任务，以及对涉及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利益等重要无线电业务，实施保护性监测；（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检测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技术指标，检测工业、科学和医疗应用设备、信息技术设备或者其他电器设备等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测试有关电波参数和电磁环境；（四）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对非法无线电发射采取技术措施进行制止；（五）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任务。第二十五条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受理举报、投诉无线电违法行为的制度，完善维护无线电用户合法权益的管理服务机制，严格规范无线电监督检查行为，保障无线电管理的正常秩序。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生产、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以及在用的无线电台（站）的技术指标进行必要的抽样检测，并从严控制抽检比例；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以及非法侵占、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和恶意干扰合法无线电台（站）的行为，应当采取措施及时予以查处。

　　无线电管理机构处理无线电频率相互有害干扰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对无线电监测站周围的电磁环境予以保护。

　　禁止在无线电监测站周围建设影响无线电监测的建筑物或者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施。

　　第二十七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及其检查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开展监督检查活动时，检查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出示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协助调查，并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不得拒绝和阻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无线电管理检查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投诉、控告，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二十八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对无线电违法行为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取证；（二）要求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材料和文件；（三）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制作询问笔录；（四）实施必要的技术性措施，制止非法无线电发射。

　　第二十九条　无线电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相互配合，依法分别对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技术指标、产品质量、流通市场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情节较轻的，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一）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站）呼号的；（二）未向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备案手续，擅自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和为他人在禁止或者限制设置无线电台（站）的高山、高楼、高塔设置无线电台（站）提供场所的；（三）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干扰无线电通信造成严重后果的；（四）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未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电波发射或者擅自进行实效发射实验的；（五）不按照规定进行《无线电台执照》核验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查封或者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无线电台执照》或者《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一）转借、涂改、伪造《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无线电台执照》或者《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的；（二）不遵守无线电管制的；（三）擅自改变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定的技术参数从事无线电业务的；（四）未经国家型号核准，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的；（五）非法占用、更改无线电频率的。第三十三条未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未缴纳的，按照国家规定加收滞纳金；情节严重的，收回指配的无线电频率。

　　第三十四条　无线电管理工作人员在无线电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试论立法成本
??兼议我国立法现状

刘建昆


论文内容提要: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就我国学者对立法成本的研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立法成本的内涵;然后对立法成本的外延进行了初步界定。第二部分对立法成本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进行简要分析，作为对立法成本认识的继续。第三部分通过观察我国立法成本现状认为我国立法存在成本过高的弊端，进而探讨了其原因，提出三点对策:立法原则上向立法的社会自发型倾斜;建立和运行单项立法的成本-收益分析程序;对现行立法进行整理修订。

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国家的方方面面都步入了正轨。立法活动也日益频繁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一九九八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制定法律文件和与法律有关的决议320余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1900余件 ;全国已制定地方性法规6311件，自治条例302件，单行条例207件，地方政府规章制度969件 。面对如此活跃的立法活动和如此众多的法律文件，首先我们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累累硕果感到由衷高兴，其次我们也看到，我国的法制状况仍然不容乐观，经常受到抨击的方面主要有:1)法律体系不完善:2)法的越权制定;3)法之间相互矛盾抵触、冲突和不衔接;4)立法技术不高，质量较差;5)存在以立法形式争利倾向……种种弊病不一而足。因而，我们也就不得不对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立法活动有所反思。本文拟从立法的经济分析角度.对我国立法的数量，速度和质量进行一点探讨，或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所谓“经济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例如宏观的成本分析法和微观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不确定因素分析法、最优化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等。 本文拟采用的主要是成本分析法和不确定因素分析法。

一 立法经济分析的基础:立法成本及其构成

法，作为由政府 提供的公共物品 ，国家在制定和认可它的过程中，必定要投入一定的资源 。这些资源投入就是立法成本投入。关于立法成本，目前国内学界尚少专门论述，但已有所涉及。在直接或间接的论述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立法成本是法律成本的一部分，指“立法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及所耗费的时间等资源的支出。”
2 立法成本是指“国家为建立一种新的制度结构或利益格局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3 “立法成本是立法过程中的全部费用的支出，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可见，学界对立法成本一般界定为立法机构在立法活动中支付的全部费用。我认为。上述观点是对立法成本的一种不成熟理解，反映出学者对把经济分析研究应用到法学领域时的缺乏思考。它们至少有以下缺陷:
1狭隘性。把“立法”一词仅仅理解为立法机构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从而“立法成本”也就成了立法机构立法活动支出的费用，却忘记了立法表面上仅仅是立法机构的行为，但是立法机构的背后，是有阶级性的国家，国家之后尚存在一个市民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国家后于原始社会而历史的形成，法也是首先产生于社会的生产与交换(习惯)，然后才经国家认可为法律(习惯法)，最后国家才创制法律(立法)。法最初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上具，后来才成为
国家统治社会的工具。立法虽然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的行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不如说立法活动是包括国家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因此，立法主体不限于国家，立法成本也不应仅仅是国家立法机关形成法律文本的成本，必须与法律制定前的社会进行历史的联系。对“立法”的狭隘理解是对“立法成本”狭隘理解的根源。
2机械性。学者大多把法律成本分为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司法成本、守法成本等，从中得出立法成本概念。但是，尽管从法的运行角度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部分可以独立存在，对于法律的成本来说则未必如此。
法律制定过程中对于未来法律的运行已有预期，执法、司法、守法、监督等成本不过是将立法时确定的成本预期现实地表达出来。因此四种成本概念并非各自独立、毫无关联，而是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的。与其说法律成本可以分解成以上部
分，还不如说从不同观察角度有不同的观察结果。机械地划分，得出来的结果必然不具有实际意义。
3不周延性。我们要对立法进行经济分析，就必须对立法成本的外延(容后详述)有全面的认识。狭隘地和机械地理解了立法成本的内涵的结果，就是其外延必然难以覆盖全部的立法成本支出，经济分析的结论也就难保正确了。
我认为，立法成本是一国为了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而在法律形成过程中加以确定并在法律运行时具体表现的由国家和社会其他主体共同承担支付的各种资源的总和。与物质财富的生产成本相比，立法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非生产性。立法成本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成本，从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成本，即进行组织、激励、控制等活动的成本，虽然耗费一定的资源但不会直接生产物质财富。
(2)不确定性。立法成本是法在形成、运行的一个较长时期的结果，不但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成本具体表现时有大量的不确定因素，而且对已产生的成本进行计量也很困难，因此对立法成本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难度较大。但是进行较为粗略的分析则并非不可能。
立法，并非仅仅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即可完成，对立法的经济分析也不是仅仅分析立法机关支出的活动费用就可以得出结论。立法投入的一种最主要的资源被忽略了，这种资源不是别的，正是国家强制力。法律区别于其他行为规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没有了国家强制力的投入，立法机关“生产”出来的就可能仅仅是一篇论文。国家强制力不是在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自动产生的，而是在立法中己经投入了的。执法、司法、守法各活动过程中所支出的，当然是其各自成本，但是从立法角度观察，又都构成立法的成本。
在经济学上，可以分别从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研究生产问题:但是，我们借用经济学的方法应用到法学研究领域时，却发现，立法活动的物质产品仅仅是一部法律的文本。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确立一个标准使立法成本易于衡量、比较。既然立法成本是资源的投入，而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用货币来计算的，那么只要我们确定了立法成本的资源构成，再将其用机会成本的方式换算为货币形态即可。
立法成本的构成学者之间的论述也多不一致。我认为，立法成本应当包括以下部分:首先，从草案形成到表决通过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这一部分构成没有很大争议。主要是指立法者的.工资、福利及办公费用的支出以及法律文本费用的支出。这一部分支出与立法机构的身份以及所立之法的位阶密切相关，但相对比较固定。其次，法律强制力的支出。这部分支出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计算出来:1、执法和司法成本包括执法者司法者的工资、福利及办公费用等国家为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而支付的财政支出。2、守法支出。社会公众和组织在遵守法律时并非毫无成本，虽然这部分支出不是由国家承担，甚至有时还构成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作为国家强制力的机会价格是应当计入成本的。因为如果不是国家强制力的存在，被假设为“理性经济人”的守法主体，是不会增加自己的支出的。3,违法成本支出。社会成员选择违法时，一则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这些损失构成立法的机会成本。二则国家在纠正违法时对违法者施加的惩罚减少了社会福利，也构成法律强制力的价格。
立法的第三部分成本主要有:1、在立法之前的准备阶段，因规划设计、组织起草、讨论拟订等活动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由国家支付的和由社会有关主体支付的。因为立法活动是对既存的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改变，社会主体对立法活动由关心而参与，要支付一定费用，包括所谓的“立法寻租”费用。 2、法律制定之后，为预备法律的实施及“为宣传、解释法律观点而支付的全部费用”、“法律宣传费用”、“法律传播费用”。
以上各部分之和予以变现，便构成了立法的总成本(Total Cost ) 。经济学上，一般用以下函数曲线表示成本函数。

为了进一步分析立法成本的问题，引入以下概念也许是有用的。
立法平均成本（Average Cost):指制定每一单位的法律规范所投入的成本。我们注意到，法律与有形商品不同，产品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立法平均成本概念作为一个指标仍然是有用的，其“高低是衡量异国法制系是否有效律的直接标准，是法律支出的晴雨表。”
立法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 ):指为取得最后一个单位的收益进行生产而追加的立法成本。边际成本曲线告诉我们，立法边际成本先是随着立法数量增多而不断减少，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则会随着立法总量的增多而增大。立法边际成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立法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当继续立法会带来边际成本增大时，该项立法就可以适可而止了。


二 立法成本的函数:不确定因素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立法成本的构成和计算相当复杂。这就要我们对立法成本函数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分析，以得出对立法成本的更为明确的认识，并从中找出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收益的途径。
从总体上看，影响立法成本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以下儿个:
(一)法律的产生机制。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定法律的机构自身情况，例如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是代议机关立法还是授权立法等。一般的说，全国性立法成本要高于地方性立法，代议机关立法成本要高于授权立法。 另一方面，法律产生的具体过程也影响立法成本。例如，民商法上进行了“个别意思表示、合同特别条款→普通意思表示、合同一般条款→习惯、特例→习惯法→制定法” 这一由非正式制度规范到正式制度规范的渐变的法律成本较低;而
从外国盲目引进的法律如不适合需要则成本会大大高于前者。当然，适时引进并成功的进行了“本土化”的外来法，其成本又会大大低于前者。从这个意义上，学者之间一度争论激烈的法律现代化究竟是西方化抑或本土化是确实存在一条“中间化”道路的。
(二)社会变迁的速度和法律的稳定性。在一个社会变迁速度过快的国家、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频繁变化，导致立法机关不得不对法律文件不断立、改、废，而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现实，立法支出、国家强制力价格等都大大增加:而在一个社会相对稳定，并稳步发展的国家里，立法者只需按部就班的进行立法工作，就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立法成本自然降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口号存在的合理性。
(三)所立法律的成熟程度。法律的成熟程度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是该法律在客观上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是经济基础的需要??或者说是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描述法律，他把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 其次，从法律颁布时间角度也可以观察法律的成熟程度。一部好的法必须是在最适当的时间颁布，以减少成本并且取得最佳的时间效益。 立法超越现实和滞后现实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乏其例。
(四)立法的技术性因素科学与否。一部立法技术高的法律，应当尽量减少非逻辑的，相互冲突的因素。法律的体系化科学化正是由立法技术得以体现的。好的法律会因其规模产生效益，而立法技术不高的法律，体系内部相互冲突，相互矛盾，造成守法者无措手足，执法者也无法可依，大大增加立法成本:主要是法律强制力价格的上涨，其危害性后果有甚于无法。
(五)公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及其习惯的行为方式。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基础对法律的需求是可以分解为社会主体个人的需求的，即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偏好。 我们不否认法律可以改变公众行为，因为法的规范功能中具有教育功能 。但是既存的人们的习惯的或者倾向的行为方式对立法成本有很大的影响。立法如将其规定为违法状态，并试图改变它，较之顺应该习惯或倾向的立法要大大增加成本，尤其是动用国家强制力教育、纠正之的成本支出。
(六)执法者的素质及其工作效率。假如我们可以假设执法者具有一种极为可靠的能力:他将发现所有的违法行为并给予相应的处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违法现象将被降低到极低的水平，这时，法律强制力的支出大大减少，庞大的执法机关的存在就没有了必要，立法成本的价格降至很低。但是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极难实现。因为信息不完善也存在于执法领域，也就是说违法的“黑数”存在。这就为违法者的投机行为创造了机会??或者说是诱因之一。尤其是违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