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

2000年12月18日 13:40 作者：龙宗智 来源：京,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并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合理化变革，包括思想观念更新、组织结构调整、人员素质提高、制度程序改善等等。至于如何变革，则涉及不同的思路和策略。笔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总体上只能放在社会大系统内，采取司法内外互动的方法，因而只能是条件论的、渐进性的、改良的，也就是说，应当奉行“相对合理主义”。

一、理论前提：公理化思想

相对合理主义并不意味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它确认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跨区域文化的、基于人类共同的生存条件和基本需要、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准则。社会共同体的规制也存在反映共同规律和要求的普遍性方法。因此，相对合理主义的理论前提是承认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的基本准则。就本文讨论的司法制度而言，下列要求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在司法功用方面，司法成为社会主义的体现，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等；在司法建设方面，在合理社会监督下的司法独立，司法内部的非行政化自治，崇高而高明的法官等；在司法程序方面，程序正当化，法官中立以及利益规避，诉讼公开，诉讼平等，诉讼的参与性，诉讼的及时终结性等等。

对于司法制度基本准则的普适性质，近年来已形成相当的国际共识。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来的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到与此相关的关于司法活动的一系列准则，如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律师作用的准则、少年司法最低限度司法标准规则等国际法文件，其基本内容表明了不同社会在司法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操作上的共通性；这方面的实际运作状况表明，对公理性准则的尊重已成为普遍的趋势，例如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提出和普遍认可（注：参见岳礼玲、陈瑞华《刑事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樊崇义《论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民事诉讼领域中以国际化、宪法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改革趋向等等（注：Mauro Cappelletti:"Fundamental Guarantees of the Parties in Civil Litigation: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nternational,and Social Trends",25 Standford Law Review 651,Copyright(c)1993.）。

普遍准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代理性主义旗帜下制度合理化，即诉讼合理主义的产物，同时它又与超越任何实证法的自然法思想有关。这里所说的合理包括价值合理与技术合理两个方面。价值合理是指承认基于人类基本生活条件和基本需要的目的性要求，它与自然法思想相接；技术合理，根据M.葛兰特的说法，是指采取有效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的合理计算，它与实证法中制度与程序的技术性设置相关。普遍准则直接反映人类在社会规制方面的价值合理性要求，如任何人不受非法的逮捕和审判，不受酷刑和其他非人道待遇；同时也反映基于普遍经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合理性规则，如司法独立（目的是保证审判公正，从而有效保护应当保护的社会利益）。

然而，公理性法律原则（注：法律原则有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之分。参见孙笑侠《基本原则与行政法》，载《法治研究》第2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孙教授在文中引用了苏联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的一段话：“在由法律实践所发展了的非常重要的公理具有特殊意义并扩展到整个法律工作的领域时，它们也应该包括到这些原则之中。特别是关于任何人都不能做他自己案件中的法官和任何人都不应由同一个犯罪而两次受审的主张，就属于这种公理。这些公理的明显性和无可否认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不需要特别的法律说明，或者，严格地说是同样的，它们是对其他原则的详述。”）的普适性是相对的。它只意味着原则的普适性而非具体规范的普适性。这是因为：

第一，法律多元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现实（注：对于法律多元，千叶正士先生强调的是“固有法的同一性”，即移植法与固有法的互动，使源于固有法中的一个基本法律原理作为其他原理包括移植法的基本原理的基础而起作用（参见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基本上只有在将移植法和固有法作为两种操作规范体系的意义上是有价值的，而从前述具有公理性、普适性的基本法律准则看，强调移植法和固有法的区别则缺乏意义，甚至容易误导。）。本文中所称法律多元，首先是一种法律价值观的多元，即不同社会的人们对于不同法律价值的意义认识不同，进而由不同的价值等次排列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例如，同为西方社会，英、美与德、法的法律价值观就有区别。一位美国学者曾在比较法国与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时指出：“人们认为，目前在法国，经授权的政府干预个人生活的情况，比在美国广泛而深入。……这是因为法国由于历史和经验的缘故更担心犯罪，因而为了获得更多的保护他们宁愿给予政府当局以较大的权力。美国人，至少到目前为止，因为非常害怕政府干预而不愿赋予政府官员以控制个人生活的广泛权力。”（注：〔美〕乔治·W·皮尤：《美国与法国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而东西方社会之间，由于所谓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认同差异，反映在制度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注：法国学者J·埃斯卡拉在考察中国的社会与法制之后得出结论：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性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笔者也曾就中美两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和手段体系（刑事司法制度）作过比较（参见《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可以说当时的对比性更为明显，近年来，尤其是通过刑诉法的修改，情况有所变化，但价值观与手段体系的差别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在对普遍原则的适用上，不同的价值观念可能导致在承认一般原则的时候强调某些原则而淡泊另一些原则，同时也可能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实施方式。例如无罪推定，不同国家重视的程度可能不同，而且在不同国家具体的表述和贯彻的方式也可能不同（注：例如强势的表述为：任何人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都应推定为无罪；弱势的表述为：任何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不得认定为有罪。此外无罪推定原则所含控方举证责任、被告诉讼待遇等具体内容也有区别。）。其次，法律的多元意味着方法的多元。就司法制度的设置和运行而言，方法多元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在同一目标之下可能采用不同的司法方式。例如，有的社会在司法上可能比较适应直截了当地对簿公堂，凭法律和事实“硬性”解决的方式；而另一些社会，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视人情的社会，其司法总难以保持高度的对抗性。

第二，作为基本准则，应当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指导规范。也就是说，作为基本准则，即使有时被称为“最低限度”标准，也仍然具有执行的上限和下限。只要不背离其质的规定，在化为具体规则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样式。例如司法独立，从质的规定上看，必然排斥任何其他社会力量对司法活动的干涉与强制，但合理的社会监督却不可避免（如平民介入审判、舆论评价审判、政治任免程序间接影响审判等）。当然，独立与受制的比例与性质，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下有较大的区别。又如，根据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即避免二次危险的人道主义原则，如果一个人经刑事起诉被判定无罪又因同一罪行再次被起诉和审判，即使是因为发现新的有罪证据，也被普遍认为是违背这一公理性原则的。然而，当一审法院判决无罪后，控诉方能否上诉（抗诉）从而引起可能恶化被告处遇的二次审判程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这是“二次危险”，有的则认为这是未完结的第一次程序的继续（注：大致上是英美等强调权利保护的国家持二次论，法德等职权主义国家持继续论。但不尽燃，如英国一些学者也建议赋予控方上诉权，控方上诉后可以加刑。参见J.R.斯宾塞《我们需要起诉人对判决的上诉吗？》，英国《刑事法评论》1987年第11期。）。国际社会似乎并未将“继续论”视为违背基本准则，也未强求两种认识或做法的统一。

上述两个原因，即法律多元和公理的包容性，使得普适性原则为适应不同社会时势会演化为具有不同特征的规范体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我们不能削足适履，不顾本土状况而完全根据某类西方国家的模型来塑造中国的法治；另一方面，承认法律多元并不能否定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和弹性并不能否认其质的规定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不应当用来作为某些不合理（指在公理意义上不合理但可能具有现实的、暂时的“合理性”）现象存在的理由。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对法律原则公理性和普适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对国际法律和司法准则的正式确认可为其标准：迄至1998年底，我国已参加17个国际人权公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宣布加入《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对法律公理性和普适性的承认，使我们承担了一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即在本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充分注意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应以公理性法律原则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和长期目标，通过切实推进司法改革，使立法与司法同普遍的法律准则逐步一致起来。

二、理论出发点：条件论

相对合理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应对理论，其理论出发点是我国法治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注：这里采用法治初级阶段的说法，不是出于从众心理，也不是将其作为一个随意装东西的“筐”，而是考虑到其他的言说方式难以更准确地表示这种状态，同时它又具有易于被理解的言说基础。）。法治初级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支撑通常所谓现代法治的某些基本的条件还很不充分。

我国尚不具备支撑现代法治的社会结构。现代法秩序的一项重要前提是社会集团的多元化。在集团多元的情况下，为了公平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必须制订一套中立的、具有普遍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规范（注：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2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由于我国的法治缺乏这种社会结构的支撑条件，我们的法治战略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予以推进，关于法律与司法的改革也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可以称为一种“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注：千叶正士在《法律多元》中将日本人那种在法秩序中“超越官方法的规则却不藐视它的权威”的特点，称为“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即在一定时段内以某种方式变通某些基本准则却不藐视它的公理性权威，随着条件的具备再进一步实现该普适性要求。

法治的推进与司法的改革还面临一系列制度的设置问题。例如，由于缺乏自治性制度背景，司法独立至多是一种技术性独立，即在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为实现司法公正而排除非程序性的干预（注：参见龙宗智、李长青《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载《法学》1998年第12期。）。这种技术性独立因缺乏体制的保障必然是不充分的。在目前体制中，权力机关对诉讼个案的监督和干预，无论其实现个案公正的效果如何，都势必侵犯审判的独立性（注：《法制日报》1998年12月3日报道，四川广元市元坝区人大常委会发现区法院判决一起案件不当，要求法院“此案必须重新调查审理”，后又致函法院“限期整改”，区法院重新调查审理后作了改判。人大对法院的此类个案监督即使在理论上缺乏正当性，却不能说没有实体法的根据。）。法的自治性的缺乏还使司法机关难以采用自治性的组织方式而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采用行政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这使得审判委员会制、院长庭长行政负责制很难避免。

由体制和文化所决定，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至上以及在司法体系中的审判至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难以确立（注：正如季卫东先生所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状况下，建立一个法律至上、审判中心的正义体系的试图很难如愿以偿。勉强为之，则易与‘置天下于法令刑罚之中’的法家同构化。”《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到法律制度的设置方式和实施状况，例如司法管辖权范围狭窄，司法判决的既判力和权威性不足，民事经济案件的“执行难”成为判决执行之常态。

缺乏知识化的、具有高度职业道德水平的法律家群体是法治主观条件不足的表现。当前的司法行政官员不仅业务能力不足，而且现代法律意识、操守和品质等素质全面不足。这种状况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改变。现代法治的技术化与精密化（是法治的精密而不一定是法规的严密）以及行为主义（而非法规主义）特征，使法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官员的操作，因此，法治主观条件的不足必然扭曲法的实施方式，损害法的实施效能。

上述问题还直接、间接地牵涉一个影响法治的根本性问题——经济资源。现代法治秩序的维持，司法制度与程序的运行，高素质的司法官员的造就，需要相当的成本。例如，在美国，一项标准化的对抗制审判，即使不是非常复杂的案情，从预审、选择陪审团、法庭调查、辩论到判决，可能会用近一年时间，花去数万、甚至数百万美元。在我国的实际司法操作中，有时仅因缺乏办案经费而不得不采用违规的方法来完成基本的司法任务。显然，中国建立现代法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此外，虽然国人对法律的原则、社会治理的方略以及国家的现状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无论是认识本身还是解决方案，仍然缺乏一种充分的理性精神：或者迁就现状，或者习惯于缺乏合理性根据的折衷和妥协，或者偏爱人治而非法治。法治的推进者和司法的改革者除了遇到各种容观限制外，还受到各种非理性的主观制约和羁绊。这将使法治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虽然我们应积极地创造条件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但如果条件远远不具备，则意味着某一目的近似“乌托邦”。“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地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注：季卫东：《法治与选择》。）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未具备。我国司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逼迫而采取一些不尽合理的方法，以求保证大致的结果合理性。而改变这些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的做法，有待于一系列条件的具备。例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在笔者看来是缺乏法理根据的（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在实质上损害了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在案件诉讼和审决的意义上是一种法官个人独立，因为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全部司法程序是为保证审判法官的客观判断和公正裁决而设置的，而司法责任也是个体化的。审委会作为一个超越审判法官的机构对个案代行了法官的审决权，就侵害了法官在审判中的独立性。第二，它破坏了审判合理性原则。现代审判制度都是一种以各种程序作为保障的直接审理制，而审委会采取间接审理，脱离了直接的证据和事实的接触与审查，规避了审判程序对法官的制约，成为不审而判的法官，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它是有悖于审判理性的。）。尽管如此，目前马上取缔审判委员会仍涉及条件问题：法官业务和道德素质令人担忧；法官数量庞大，在同一法院内司法难以统一和协调；法官尚难以独自承担重大案件判决的社会压力，客观上仍需要一种责任分散或转移机制，等等。这些直接条件又与另一些条件相联系。例如，法官待遇不提高，要保证司法廉洁存在一定难度，但待遇的较大幅度提高，又涉及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在应当满足的条件未能满足而又要保证起码的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采用一些不甚合理的方法，如行政性监督的方法。在直接审理的基础上，由一批法官精英有选择地对少数案件进行间接审理，加上明智的主持和引导，其正确性不一定弱于素质不高的法官的单独审理。

应当看到，在一定条件的支撑下，制度对于条件也有一种反作用，即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相关条件产生“拉动”作用，驱使人们为了实现制度要求而以超常的努力去创造制度条件。另外，鉴于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条件的变动性之间存在矛盾，也需要制度的适当超前以适应一定时期内社会条件的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制对条件的超越都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也可以视为是有效率的。然而，就制度拉动而论，应当注意：

第一，制度拉动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在制度与相关社会条件距离不太大的情况下，制度“先走一步”才能对社会条件产生一种正向的拉动作用。否则，如果某一制度走得太远，根本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该制度实施的土壤，那么不仅新制度是无效率的，而且因破坏了原有制度形成的有序状态，会使整个情况变得更糟。

第二，即使是“先走一步”，也并非完全是正向的效应，很可能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制度无效率的代价。对于不具备实施条件的局部，所设定的法律规范必然是无效率的，将造成局部性的法制破坏和无序状态的发生。

第三，我国立法的“先走一步”实际上已成普遍现象，因此主要问题不在于要无条件地提倡“先走一步”，而是要充分注意法制运行的条件问题。我国的立法速度并不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及有法难依。梁治平先生指出：“法律与社会脱节！法律与文化脱节！这就是当代中国法的基本性格，这就是当代中国法的最大困境。”（注：梁治平：《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个文化的检讨》，载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法律室编《法律社会学》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我国法律实效性不足的基本原因就是现代法相对于社会条件的超前性。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法律超前问题应当十分谨慎。
中国 科威特阿拉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关于齐鲁陶瓷墙地砖厂项目的贷款协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借方）为一方，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为另一方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签定本贷款协定。
　　鉴于借方要求基金会协助给陶瓷墙地砖生产和销售项目提供资金。详细说明请见附表二（以下简称项目）；
　　鉴于基金会的宗旨在于援助阿拉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其本国经济，并为实现它们的发展项目和计划提供必要的贷款；
　　鉴于借方已将项目的实施、生产和管理事宜委托给根据借方法律成立的其总公司设在北京西郊紫竹院路的一家国有公司——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鉴于基金会对此项目在发展借方经济的重要性及有用性方面感到满意；
　　鉴于基金会考虑到以上所述，同意按本协定中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方提供一笔贷款；
　　为此，现双方达成如下协定：

　　第一条　贷款、利息及其它费用、偿还、支付地点
　　第１．０１款　基金会同意按本协定所规定的或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方提供相当于二百万科威特第纳尔的贷款（ＫＤ２，０００，０００）。
　　第１．０２款　借方将按当时已提取但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额按百分之五（５％）的年率支付利息，利息将从各次提款之日算起。
　　第１．０３款　每年按已提取而尚未偿还的贷款额，缴纳百分之零点五（０．５％）的附加费作为支付行政管理费和执行本协定的费用。
　　第１．０４款　基金会根据借方要求，按本协定第３．０２款规定所提供的特别承诺款额将收取手续费，其年利率为当时尚未偿还的特别承诺款项的百分之零点五（０．５％）。
　　第１．０５款　利息及其它费用的计算，时间不满半年者按一年三百六十天、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计算。
　　第１．０６款　借方应根据本协定附表一中所列的分期还款表偿还贷款本金。
　　第１．０７款　利息和其它费用应当每半年支付一次，分别在一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缴付。
　　第１．０８款　在付清利息和其它费用后，并至少于三十天前通知基金会，借方有权提前偿还尚未到期的：（１）全部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额，或者（２）任何一笔或几笔到期的本金额。但在提前还款之日不得留有到期未还的贷款部分。
　　第１．０９款　贷款的本金、利息和其它费用的偿还地点应在科威特或基金会指定的地点。

　　第二条　货币条款
　　第２．０１款　根据本协定所设立的一切金融往来帐户，均以科威特第纳尔表示；本协定项下的各项到期金额，均以科威特第纳尔支付。
　　第２．０２款　基金会将根据借方的要求，并以借方代理人的身份购买应由本协定贷款支付的货款或偿付实际发生的这种费用所需的货币。上述用于购买外币所需的科威特第纳尔的金额，应视为已从贷款中支取使用的金额。
　　第２．０３款　偿还贷款本金和支付贷款利息及其它费用时，基金会可根据借方的要求，并以借方代理人的身份，用借方所交付的基金会可接受的某种或几种货币来购买用以偿还和支付所需额度的科威特第纳尔。
　　本协定所要求的对基金会的任何偿还和支付只有在基金会实际已经收到科威特第纳尔时，才被认为已履行付款。
　　第２．０４款　为了执行本协定而需要确定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比值时，此种比值应由基金会合理地确定。

　　第三条　贷款的提取和使用
　　第３．０１款　借方有权根据本协定的规定，从贷款中提取项目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款项。
　　非经基金会同意，不得提取本贷款用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之前所发生的费用或用于采购借方国内生产的货物。
　　第３．０２款　根据借方的要求，并按借方和基金会双方协商一致的条款和条件，基金会可签署书面特别许诺，向借方或其它方面提供款项以支付协定贷款项下的货物费用，这种许诺将不受中止和撤销贷款的影响。
　　第３．０３款　当借方希望从贷款中提款或按本协定第３．０２款要求基金会提供特别许诺款额时，借方应按基金会正当要求的格式和内容（包括有关声明、协议和其它文件）向基金会递交书面申请。除非借方和基金会另有协议，附有本条此后所规定的必要文件的提款申请书应按项目的开支情况迅速及时地提出。
　　第３．０４款　不论在基金会批准提款之前或之后，借方应按基金会的正当要求，向基金会提交有关文件和其它证据，作为提款申请书的依据。
　　第３．０５款　每份提款申请以及所附的文件和其它证据，其形式和内容必须足以使基金会信服借方有权从贷款中提取所申请的款额，并且使基金会相信从贷款中提取的款额将仅用于本协定所规定的目的。
　　第３．０６款　借方所得款项只能用于执行本协定附表二中所列项目所需货物的正当费用。用贷款支付的货物和采办这些货物的方法和步骤由借方和基金会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并可在以后进一步协商修定。
　　第３．０７款　借方应使贷款支付的所有货物完全用于该项目的实施。
　　第３．０８款　借方有权从贷款中提取的款项应由基金会按借方要求支付。
　　第３．０９款　借方提取贷款的权利将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止，或于借方和基金会届时协商一致的日期终止。

　　第四条　特别条款
　　第４．０１款　借方应继续把项目的实施、生产和管理事宜委托给公司并指定公司为处理所有与项目有关事宜的代表。
　　第４．０２款　借方应安排将贷款转贷给公司，此贷款安排应使基金会感到满意，转贷的条款与条件应与此协定中提及的贷款条款与条件相同，外汇风险应由公司承担。
　　第４．０３款　借方应根据需要，及时地为公司筹措执行本项目所需要的除贷款外的所有其它款项，提供这些款项的条款及条件应使基金会感到满意。
　　第４．０４款　借方应使公司使用健全的工程、财务、管理和业务作法努力且有效地执行本项目。
　　第４．０５款　在不违背上述条款及此处所提及的其它条款的总原则的条件下，借方应使公司做到如下几条：
　　（１）委托杭州新型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为采购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设备和材料及为本项目的建设和操作制订所需要的全部规范和详细的工程设计。此设计院是公司领导下成立的并由工程师组成的机构。
　　（２）应使该设计院成立一个小组来监督本项目的建设和投产，该小组必须由足够数量的有资格和有经验的工程师组成并由一名有资格和有经验的工程师担任组长，该组的编制、工作范围及组长人选必须事先征得基金会的同意。
　　（３）组成一个由有资格和有经验的工程师领导的项目管理小组以协调设计院、国外和国内及建筑承包商的工作。该小组的编制、工作范围及组长人选必须事先征得基金会的同意。
　　（４）组织有能力的部门来承担本项目的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并使工程按计划完成，一旦与这些部门签订合同，应将全部有关合同摘要的英文本递交给基金会。
　　第４．０６款　借方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提供为执行本项目所需要的足够的材料和设备。这些措施包括优先分配由国家和省统配的材料和设备配额。
　　第４．０７款　借方应使淄博市和山东省的有关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１）使公司获得并确定可靠地在淄博市有分配给本项目的十万（１００，０００）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２）给本项目及时提供足够的原料和公用设施，这些原料必须符合正确和适当的规范。
　　第４．０８款　借方应确保以合理的技术和经济方式为本项目及时和足够地提供燃料，提供燃料的方案应使基金会感到满意。
　　第４．０９款　借方应使公司获得并持有在任何时候为其经营及为执行和经营本项目所必需的有效许可证，准许、批准和同意公司的这种经营必须符合工商企业、登记和管理条例及其有关规定和借方的全部有关法律、条例、规则和规定。
　　第４．１０款　借方应使公司的帐目和财务报表（收支平衡表、损益表及有关帐目）在每个财务年度按一贯使用的健全的审计方法进行审计。
　　第４．１１款　借方应使公司及时地，但不迟于各财政年度终止后六个月内，将已经核准后的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副本连同审计员的报告提交基金会，其范围及深度应符合基金会的合理要求，所有这些文件都必须以英文本提交给基金会。
　　第４．１２款　借方应使公司制订和执行合适的培训计划，使本项目的管理既有效又有条理。
　　第４．１３款　借方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免使环境受到为执行或经营本项目而引起的可以预见的任何污染。
　　第４．１４款　除非基金会另外同意，使用本贷款作为资金来源的合同应该根据国际竞争性投标的结果，按科威特基金会能接受的条款和条件，经科威特基金会的批准并符合其程序后才能签订。
　　第４．１５款　一旦准备好后借方应使公司对本项目的研究、规划和规范、工程及其执行进度及后来所作的任何重要修改，按基金会届时要求的深度提给基金会。
　　第４．１６款　借方应使公司保存足够的记录资料以便证明使用贷款购置的货物和说明其在项目上的使用情况，记录项目的进展情况（包括其费用）。借方应为基金会委派的代表提供合理的机会就贷款有关事宜进行访问和视察项目、检查货物以及任何有关记录资料和文件。借方按基金会的合理要求，向基金会提交所有关于贷款、项目、货物、经营的开支情况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
　　第４．１７款　借方应使公司根据工程、财务、管理和业务的正确作法来经营、维护本项目和经营、维护不包括在本项目内的但为本项目的正常和有效的经营所必需的建筑物、其它工程和设施。
　　第４．１８款　借方和基金会应充分合作以保证贷款达到预期的目的。为此，借方应使公司自贷款协定签字之日起每三个月定期向基金会提出项目执行和贷款的全面情况的报告，以及基金会要求的其它情况的报告。
　　借方和基金会应经常通过其各自的代表就贷款的目的和维持此贷款费用的事宜交换意见。借方应及时把任何干扰和可能影响完成贷款目的（包括项目费用的大幅度增加）或贷款还本付息的情况通知基金会。
　　第４．１９款　借方和基金会的共同愿望是，任何其它外债如在此后达成协议对政府资产具有扣押权，均不得在扣押权方面优先于本贷款。为此，借方保证除非基金会另有不同意见，如需用借方财产作为外债的保证，则此种扣押权将会自动地、平等地、按比例地保证本贷款的本金、利息和其它费用的偿还，并在达成此类扣押权的协议中对此要有明文规定。
　　然而，本款上述规定不适用于下述扣押权：
　　（１）在购买某财产时，纯属作为对该财产购价的付款保证而确定的对该财产的扣押权；
　　（２）从借款之日起不超过一年即到期应偿还的债款、约定用某商品的贷款偿还，作为该债款的偿还保证而确定的对该商品的扣押权；
　　（３）在一般性银行交易过程中，作为从借款之日起不超过一年即到期应偿还的债务的偿还保证而产生的扣押权。
　　本款中使用的“借方资产”一语包括借方的资产或借方任何政治机构的资产或为借方所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实体或任何此种的政治分支机构，包括借方的中央银行或任何起中央银行作用的机构的资产。“扣押权”一词包括各种形式的抵押、典押、收费、扣押特权和优先权。
　　第４．２０款　对贷款的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的偿还、不得因借方或借方国内现行或将来生效的法律，要征收任何税收或捐税而有任何扣除。
　　第４．２１款　本协定将免缴借方或借方国土内生效的法律所规定的、关于本协定的执行、签发、提交或注册或与此有关的任何税收、关税、捐税、手续费或任何形式的费用，但若贷款用某国货币偿还，而该国法律又规定要征收上述税款或费用时，则应由借方负责支付。
　　第４．２２款　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的偿付不受借方或借方国土内法律所规定的各项限制的约束，包括不受外汇管制的约束。
　　第４．２３款　为了项目的执行和经营，借方应保证使公司始终按基金会满意的规章制度工作，并且有有效地完成及经营这个项目的必要权利和行政管理机构；借方应把拟采取的将会影响公司的性质、章程的任何行动通知基金会，并给基金会以一切合理的机会使其在此种行动采取之前能与借方就此交换意见。
　　第４．２４款　一切用贷款购置的货物，应由借方或由借方安排向资信可靠的保险公司投保。此种保险应包括在购置货物，将货物进口至借方国土以及运至项目工地过程中的海运，转运和其它意外事故，投保金额应符合贸易惯例。支付保险费的货币应是支付投保货物贷款的货币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借方或由借方安排向资信可靠的保险公司投保与本项目有关的风险，并维持此保险，投保额应符合正确的贸易做法。
　　第４．２５款　借方将采取或使之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公司能每年取得足够的经营收入以：
　　（１）支付经营费用，包括足够的维修和折旧。
　　（２）支付税金和借款的利息。
　　（３）偿还长期贷款，但仅限于此偿还额应超过折旧的规定。
　　（４）累计地留下积累以支付日后扩建费用的合理部分。
　　第４．２６款　借方将采取或使之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便利项目的实施，借方不应采取也不应允许采取任何行动来妨碍或干扰项目的实施或经营，或妨碍或干扰本协定任何条款的履行。
　　第４．２７款　基金会的所有文件，记录通信和类似资料，借方均应视为机密材料，并在借方国土内享有免予检查和审查的待遇。
　　第４．２８款　基金会的所有资产和收入均不得收归国有、没收和充公。

　　第五条　撤销和中止
　　第５．０１款　借方可通知基金会撤销通知之前尚未提取的贷款的任何数额；但如基金会按本协定第３．０２款规定，已承担了特别许诺，则借方不得撤销与之有关的贷款数额。
　　第５．０２款　如下述任何事件发生，并持续不止，基金会可通知借方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借方提取贷款的权利。
　　（１）在偿还本金、利息或其他费用方面未按本协定的规定或未按借方和基金会之间的任何其他贷款协定的规定履行契约；
　　（２）借方未履行本协定项下任何其他契约或协议；
　　（３）由于借方违约，基金会已经全部或部分地中止了在借方和基金会之间的在任何其他贷款协定项下借方所享有的提取贷款的权利；
　　（４）出现非常情况，使借方不可能根据协定履行其义务。
　　发生在协定生效日之后，可使基金会有权中止借方提款权的任何事件。如果发生在协定签署日之后和协定生效日之前，和这种事件发生在协定生效日之后一样，基金会同样有权中止借方的提款权。
　　借方对本贷款的提取权的全部或部分中止将持续下去，直至导致这类中止的某事件或几起事件不复存在，或者直至基金会通知借方恢复其提款的权力，然而在通知恢复提款权的情况下，其提款权力只恢复到通知中规定的程度，并受通知规定的条件所约束，并且这种通知将不影响或损害基金会在此后发生的，本款所述的任何其他事件中应享有的权利、权力或补偿。
　　第５．０３款　如果发生第５．０２款（１）段所述的任何事件，并在基金会通知借方之后仍持续三十天，或如果发生第５．０２款（２）、（３）和（４）段所述的任何事件，并在基金会通知借方之后仍持续六十天，那么，此后事件持续的任何时间，基金会可自行决定宣布贷款本金到期应立即偿还。在作出此种宣布后，即使本协定有相反规定，贷款本金也即变成到期并须立即偿还。
　　第５．０４款　如果（１）借方提取某一数额贷款的权利被终止连续三十天，或者（２）到了第３．０９款规定的关于终止借方提取款权的日期，仍有一笔数额的贷款未予提取，则基金会可通知借方终止其提取该数额贷款的权利。这种通知一经发出，则该数额贷款即被撤销。
　　第５．０５款　基金会宣布的撤销或终止，将不适用于基金会根据第３．０２款所作出的特别许诺的款额，除非此种特别许诺中另有明文规定。
　　第５．０６款　除非基金会另有规定，如任何一笔贷款被撤销，则本协定所附的分期还款表所列各期应还的本金额度，应按比例作相应调整。
　　第５．０７款　无论发生任何撤销或终止，本协定各条款，除了本条中有具体规定者外，都将继续完全有效。

　　第六条　本协定的执行，未行使权利，仲裁
　　第６．０１款　不论当地的法律是否有相反的规定，基金会和借方的权利和义务，将按本协定规定的条款生效，并予以执行。基金会或借方在任何情况下，均无权以任何理由宣称本协定和任何条款为无效或不可实施。
　　第６．０２款　由于发生违约而使本协定某一方不能或推迟应享受的权利、权力和补偿，并不表明有损于任何这种权利、权力和补偿，也不能理解为对这种权利、权力和补偿的放弃，或对该违约的默许；同样，协定任何一方对违约所采取的行动或对某违约行为的默许，也不影响或损害该方对其他违约行为或以后违约行为应享有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偿。
　　第６．０３款　本协定双方之间的争议以及任何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权利要求，应由双方协商决定。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应将该争议和权利要求提交到下款规定的仲裁法庭裁决。
　　第６．０４款　仲裁法庭由如下三名指定的仲裁人组成，一名仲裁人由借方指定；第二名仲裁人由基金会指定；第三名仲裁人（裁定人）由双方协商一致指定，如果他们不能协商一致，则可应任何一方的请求由国际法院院长指定。如果某一方未能指定一名仲裁人，则该名仲裁人可在另一方的要求下，由国际法院院长指定。如按本款指定的任何仲裁人辞职、死亡或丧失工作能力，则将按上述指定原任仲裁人的办法指定继任仲裁人。该继任仲裁人将享有与前任仲裁人相同的权力和义务。
　　提出要求进行仲裁的一方在通知另一方后，本款规定的仲裁才可进行。该通知应包括一项说明，阐明提交仲裁的争论或权利要求的性质，补救方法的性质和程度及其所指定的仲裁人姓名。在发出该通知后的三十天内，另一方应将其指定的仲裁人姓名，通知提出要求仲裁的一方。
　　如果要求进行仲裁的通知发出之后的六十天内，双方仍未协商一致指定一名裁定人，则该裁定人可根据任何一方的请求，按本款第一段进行指定。
　　仲裁法庭的集合时间和地点，将由裁定人确定。此后，仲裁法庭将确定其开庭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除非双方另有协议，仲裁法庭将在本款规定范围内决定有关其权限的一切问题和程序。仲裁法庭的所有决定，均由多数票表决决定。仲裁法庭将公正地听取各方的申辩并作出书面裁决，这样的裁决可在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由仲裁法庭多数签署的裁决即为该法庭的裁决。裁决书的有关文本经签字后将发至有关各方。根据本款规定所作出的任何此类裁决将为终局裁决，并对本协定双方有约束力。任何一方都应依从和遵守仲裁法庭作出的裁决。
　　协定双方将确定仲裁人和为履行仲裁程序所需的其他有关人员的酬金和费用的数额。如果协定双方在仲裁法庭人员集合之前不能就上述酬金和费用数额达成一致意见，仲裁法庭将确定在当时情况下应为合理的数额。各方支付自己在仲裁程序中的费用。仲裁法庭的费用由协定双方平均分摊。任何有关仲裁法庭费用分配问题或其费用的支付程序问题，将由仲裁法庭决定。
　　仲裁法庭将使用科威特国和借方现行法律的共同原则以及正义的原则。
　　第６．０５款　上款规定的有关仲裁的条款，将代替双方之间决定争议和解决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权利要求。
　　第６．０６款　与本条任何程序有关的通知和传票将按第７．０１款的规定发送。协定各方放弃关于发送此类通知或传票的任何其他要求。

　　第七条　其他条款
　　第７．０１款　在本协定范围内，要求发出的任何通知或允许提出的任何请求，均应以文字书就。除第８．０３款规定外，任何通知或请求，凡按本协定所规定的收取方的地址，或按收取方通知发送方的其他指定地址由发送方派人递送或通过邮寄、电报或电传发至它所要求或允许的收取方，此种通知或请求就应被认为是确已发出或提出。
　　第７．０２款　关于将要签署第三条所规定的申请书的签字人，以及代表借方采取其他行动或签署其他文件的人（这些行动或文件按协定应由借方采取或签署），借方应向基金会提供有关他们的权力的充分证据及其经鉴定的签字字样。
　　第７．０３款　本协定要求或允许借方采取的任何行动或签署的任何文件，可由公司总经理或由他书面授权的任何人代表借方采取或签署。对本协定条款的任何修改或扩充，应由他所书面授权的任何人代表借方的书面文件同意。但是，这些修改和扩充必须是上述代表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并将不使借方义务有很大增加，基金会可以把上述代表或其授权人所签署的文件当作确证，证明上述代表确实认为这种书面文件所涉及的那些本协定条款的修改和扩充在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并且不使借方义务有很大的增加。

　　第八条　生效日期、终止
　　第８．０１款　本协定只有在基金会得到代表借方对本协定的签署和交付已经政府办理必要手续、正式授权和批准后方能生效。
　　第８．０２款　作为第８．０１款要求提供的证据之一部分，借方应向基金会提供主管当局的意见，表明本协定已经借方正式授权和批准并已经借方代表签署和交付，并表明本协定将按其条款构成一个对借方有效力和有约束力的义务。
　　第８．０３款　除非基金会和借方之间另有协议，本协定自基金会用电传或电报向借方发出关于接受第８．０１款所要求的证据的通知之日起生效。
　　第８．０４款　如果按第８．０１款要求履行的所有行动，在本协定签字后的九十天内，或在基金会和借方商定的其他日期之后的九十天内，仍未予以履行，则基金会可在此后的任何时间里决定通知借方终止本协定。此种通知一经发出，本协定和协定各方在协定中的义务随即终止。
　　第８．０５款　在贷款本金额和贷款所产生的全部利息和其他费用全部偿还完毕时，本协定和协定双方在本协定中的全部义务即告终止。

　　第九条　定义
　　第９．０１款　除上、下文要求另有含义外，本协定及其附表中出现的下列词语的含义是：
　　（１）“项目”一词系指本贷款资助的项目，其内容如本协定附表二所述，并可由基金会和借方协商不断修正。
　　（２）“货物”一词系指项目所需要的设备、物资和服务。当提到货物的价格时，该价格应包括把该货物进口到借方国内的费用。
　　根据第７．０１款之需要，提供下述地址：

　　借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西郊紫竹院路中国新型建筑材料
　　　　　公司　信箱：２８１５，
　　电报挂号：４５５４，电传：２００３８　ＣＮＢＭＣ　ＣＮ
　　基金会：科威特国科威特第２９２１号邮政信箱科威特阿拉伯经
济发展基金会。
　　电报挂号和电传号码：
　　电报挂号：ＡＬＳＵＮＤＵＫ　　电传号码：２２０２５
　　　　　　　ＫＵＷＡＩＴ　　　　　　　　　ＡＬＳＵＮＤＵＫ
　　　　　　　　　　　　　　　　　　　　　　２２６１３
　　　　　　　　　　　　　　　　　　　　　　ＫＦＡＥＤＫＴ

　　本协定各方通过其正式授权的代表，在此以其各自的名义于本协定文首所述日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和交付，本协定正本共一式五份，各份都视为正本并具有同等效力。
　　注：本协议已于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生效。附表、附函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
　　授　权　代　表　　　　　　　　　　　　代　表　团　团　长
　　　　林汉雄　　　　　　　　　　　　　　　　　哈拉菲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