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分离与现代法治

2000年9月13日 00:07 郝铁川
　　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林顿总统及其夫人希拉里多年来欠下的律师费高达1100万美元，这对第一夫妇可能在离开白宫时背上7位数的债务负担。克林顿夫妇自1993年起便拥有法律援助，当时夫妇俩因“白水事件”而成为调查对象。今年上半年，一部分美国人同情克林顿夫妇官司没完没了的痛苦，慷慨解囊资助共95万美元，使得这个于1998年成立的基金会总共获得800万美元的捐款。然而，这些远远不够为克林顿夫妇清偿所有的律师费。
　　堂堂的一国总统，竟然有1000多万美元的债务，这在古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古代的国王，哪一个不是国家最富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根本不会背一身债务。在古代社会，政治上“贵”的人，必定是经济上“富”的人；经济上“富”的人，也必定是政治上“贵”的人。富贵合一，这是那时的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所以，才会出现“当官发财”、“争权夺利”的语句。
　　然而，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经济资源、财富按市场竞争原则来配置，政治地位、资源按民主选举原则来配置，因此，富贵分离了，即：富者未必就是贵者，贵者亦未必是富者。现今美国最大的贵者当属总统克林顿，最大的富者则是比尔·盖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教育他的部长和其他官员：想发财，就别来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大财。西方国家的公务员法律、法规大都规定，公务人员不得经商，并且要定期申报个人财产，如果财产收入不合理、来历不明，则以贪污罪论处。
　　富贵分离，实际上就是权钱分离。现代法治社会绝对少不了这一法则，因为：
　　第一，有利于增大社会安全系数。经济资源由市场来配置，政治资源由民主来配置。经济出现问题了，官场未必就同时感冒发烧。官场出现问题了，经济未必就相应一败涂地。但在古代社会，由于富贵合一、权钱相连，因此就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飘忽不定的情况。
　　第二，有利于遏止腐败。富贵分离，权钱分离，使贵人不便直接凭借政治权力掠夺不义之财，富人不便直接凭借财富夺取政治权力。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但比富贵合一、权钱相连的体制有利于遏止腐败。因为，如果是有权就有钱、有权就有钱，那么，搜刮民脂民膏将变得十分容易！
　　第三，有利于权力制约机制的培育和生存。法治离不开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制约。这种制约需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基础之上。一个社会，如果一部分人热衷于到市场上赚钱，而无暇，也不屑于去当官，但又担心当官的人会利用政治权力掠夺自己的财富，那么，这部分人肯定就要想方设法利用法治去管住当官的人滥用权力，并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宪法、行政法等现代法律不都由此而来吗？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富贵、权钱分离的体制传统，因而常常导致政治一“感冒”，经济马上就“打喷嚏”。例如，“文革”十年政治动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常常导致腐败之风难以遏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同志在《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一文中指出，反复出现问题，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体制性原因之一，就是党企、政企不分（我认为其实质就是富贵、权钱不分）。一些党政干部插手企业具体事务；企业遇到问题也往往不找市场而找党政领导。在此过程中，有的领导人乘机弄权索贿；一些企业为了在计划、项目、资金、进出口许可证、土地划拨与批租等问题上寻求支持，就向党政干部送钱送物，腐败由此而生。
　　其实，富贵分离，于人的身心健康也是大有益处的。富人可以集中精力去赚合法、合理的钱。贵人可以集中精力去处理社会事务，如此分工，一心不二用。这不比富贵合一体制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潇洒吗？快点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吧，快点让不必要的行政权力从市场退出吧！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赔偿责任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赔偿责任
曾磊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明确，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确立并保障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为独立法人，其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当中，对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侵犯现象却较为严重。其中，那些来自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各级政府）的侵权行为，由于侵害方与受害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隐蔽性较强，危害却更为深远，而目前的相关法规对此却只强调对侵权单位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对受害国企的经济利益未能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救济。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突出并强调行政机关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显得正当其时。
强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在目前的改革形势下，至少有以下几重意义：

首先，这有助于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促进国企发展。所谓企业的法人地位，就是企业以自己的名义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履行法定义务并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在企业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法人资格就具体表现为以企业的名义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因此，依法要求非法侵权的政府机关赔偿损失，是国有企业法人地位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承认和维护国有企业的法人地位，就必须赋予和保障其依法求偿的权利。

其次，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对国有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将有助于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促进政企分开，规范政府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企分开，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直接干预应由法律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确立政府机关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使其在作出干预国企运营的决策时面临经济风险（赔偿金），将能够更有效地遏止其对国有企业的非法、盲目的行政干预，而那些在合法受权范围内的必要调控，也将会变得更加审慎，更加科学，更加富有成效。

最后，政府赔偿责任的实行，有利于保持和提高国有企业的资信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它“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的财产是其承担民事责任的物质基础，是对其债权人的担保，是企业信用的决定因素。如果国有企业的财产经常遭受政府机关的随意侵夺，事后又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必将严重损害企业的偿债能力，降低其信用水平，从而吓退其他原有意与国有企业进行交易的市场参与者，大大削弱国企的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已声明不再对国有企业提供国家主权信用，国有企业的一切对外负债由企业自行承担，外国贸易商和投资者只能以国有企业本身的资产状况来评价和选择交易对象。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侵权赔偿责任的豁免，损害的将不仅是众多国有企业，更可能是我国举足轻重的外贸事业。

强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立法并未能给受害的国有企业充分的救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仅赋予国有企业请求行政机关撤销非法决定以及向上级机关申诉的权利，而实体性的救济措施只是对侵权机关的领导干部予以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追究有关部门决策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固然重要，有惩前毖后的作用，但是国有企业受侵害的是财产权利，其直接表现是财产的减损，只有停止侵害、返还财物、赔偿损失，才是企业最急需的、能直接维护其法人财产权的救济方式。

其实，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并非无本之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两权分离”原则。所谓“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对国有企业的财产，国家保留所有权，企业则被授予经营管理权，后者的内容包括占有、使用、受益和在授权范围内的处分，统称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是国有财产所有权权能分化的结果，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从属权利。作为一种财产权，它必然具有对世的排他性。对一般的法律主体，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有绝对的对抗效力，无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对于由政府代表的国家来说，这种财产权具有相对的对抗效力，即受国家授权的期限和范围的限制。财产权是对物的权利，必须以具体的财产为存在基础。对其财产权因财产的减损而受侵害的国有企业，恢复权利的方法，就应该是回复补足其财产，这就不能排除损害赔偿的救济形式。国家对国有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的事实并不能免除其应向受害国企承担的赔偿责任。国家虽然是国有财产的所有人，但是与私人独资企业不同（私人企业主的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企业不具法人资格），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其主体身份与国家相分离，国家充其量只是国有企业的股东。按照公司法原理，股东对其投入公司的财产仅拥有最终所有权，在公司解散或破产时有权请求返还剩余财产，而在此之前无权任意处分或撤回，否则须对公司赔偿相应损失。同理，国家既然承认国有企业在授权的期限和范围内对企业财产的法人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和剥夺，就应该承担政府机关对国有企业的侵权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第4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非法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且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依此推论，国有企业对由政府机关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应有从侵害方取得赔偿的权利。

需承担赔偿责任的政府机关，根据《国家赔偿法》，包括直接实施侵害的行政机关及其上级授权机关。现阶段，国有财产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务院授权国有资产管理局，以及县级以上政府确定的有关部门或机构对国有企业财产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这些机关、部门是政府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者。另外，行业主管部门（如各全国总公司），综合性管理部门（如环保、工商、审计等），如侵犯国有企业财产权，也须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具体的侵权行为，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主要有：超越、滥用管理权下达指令性计划并强令企业执行；干预企业投资决策权或审批企业投资项目有重大失误；以封锁、限制或其他歧视性措施，侵犯企业物资采购权或产品销售权；干预、截留企业的产品、劳务定价权；干预、截留企业进出口权，或者平调、挤占、挪用企业自主使用的留成外汇；干预企业分配形式决定权和劳动用工权；截留或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强令企业设立对口机构或非法对企业进行评比、考核、检查；对企业拒绝摊派进行刁难、打击报复；未按法定程序任免厂长、其他厂级领导或干预厂长对中层干部的任免权；其他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不少人对确立政府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个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一直心存疑虑，一则担心有损政府形象，二则恐怕妨碍政府的正常运行，因为依据《行政诉讼法》，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赔偿费用从各级财政列支。其实这种顾虑大可不必。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政府严格执法，带头守法，将大大有利于法制的完善和发展，同时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加快树立奉公、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形象，这显然是对政府形象的提高而非破坏。西方法治国家的历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这一点。政府用财政经费赔偿国有企业，更不可能导致政府“破产”、影响其职能的执行。须知我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的经费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国有企业的利益最终是人民的利益，直接的是政府的利益，政府与国企互为唇齿。这样看来，政府赔偿受其损害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恢复和支持，进而保证财政收入的来源。如果说赔偿金是一种成本，这笔成本比起国有企业因为屡遭侵夺而破产、倒闭、资产大量流失、工人大批失业所造成的对人民、对国家、及至对政府的无穷祸害来，简直是低廉得很，况且，随着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决策管理的科学化，这种支出必将越来越少呢。


作者：曾磊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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