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4号


　　现发布《云南省公路绿化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五日

　　　　　　　　　　　　 云南省公路绿化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强化公路的绿化与管理，保护公路和美化公路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专用公路的绿化与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路绿化工作的领导，把公路绿化纳入公路建设发展计划，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
　　各级公路主管部门是公路绿化的主管部门。各级公路管理机构依据公路主管部门的授权，负责公路的绿化与管理。
　　各级林业、土地、电力、邮电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公路的绿化与管理工作。


　　第四条　公路绿化是指利用乔木、灌木及花草等公路绿化物，对公路两侧边坡、分隔带及沿线空地等可绿化的公路用地进行合理覆盖的活动。
　　公路绿化物属公路设施，未经公路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砍伐和损毁。


　　第五条　公路绿化实行谁管养，谁绿化的原则。新建或者改建的公路，公路绿化工程应当与公路路基、路面等工程同步设计、施工和验收。因公路绿化物栽植的季节性等原因不能同步施工和验收的，应当在公路路基、路面等工程验收后一年内分步施工和验收。


　　第六条　公路绿化应当按照公路标准化、美化建设的要求，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突出当地植物的特点，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高速公路和汽车专用一、二级公路的绿化，应当以栽植草皮和花卉为主，护栏内外栽植灌木或者花草，路肩上和中间隔离带内，不得栽植乔木。
　　（二）混合交通一、二级公路的绿化，一般按乔木与灌木结合栽植，乔木间距一般为６至７米。
　　（三）三、四级公路的绿化，按行列式栽植乔木或者灌木。栽植乔木的，其间距一般为３至４米，但弯道内侧和视线较差地段的间距应当为６至７米。


　　第七条　公路绿化物应当在栽植后６个月进行检查，其成活率除寒冷、干旱地区达７５％为合格，８０％以上为优良外，其他地区需达８５％为合格，９０％以上为优良。


　　第八条　公路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对公路绿化物的保存率在栽植后两年进行检查。绿化物保存率达８０％为合格，９０％以上为优良。


　　第九条　公路绿化资金的来源：
　　（一）列入年度计划的公路绿化专项费；
　　（二）各级人民政府对公路绿化的专项拨款；
　　（三）参与共同投资的路外单位支付的绿化费；
　　（四）公路行道树更新采伐、更新间伐及修枝断尖所得收益；
　　（五）新建或者改建的公路工程纳入概预算的公路绿化工程费。


　　第十条　各级公路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公路绿化的需要，建立公路绿化苗圃基地。新建或者改建公路绿化苗圃基地的用地应当与公路用地同时征用。


　　第十一条　对进入衰老期的公路行道树，经批准后可以进行更新采伐。
　　公路行道树的更新采伐，由负责管养的公路管理机构提出采伐计划，经同级绿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省公路管理机构批准。


　　第十二条　公路管理机构根据公路行道树的衰老情况，可以依照下列规定报经批准后，对公路行道树进行更新间伐：
　　（一）更新间伐５棵以下的，由县级公路管理机构批准：
　　（二）更新间伐６至１０棵的，由地、州、市公路管理机构批准；
　　（三）更新间伐１１棵以上的，由省公路管理机构批准。


　　第十三条　因战略、支前、救灾、抢险、危树清理等特殊需要，可以对公路行道树先行砍伐，但在事后应当按照本规定补办有关批准手续。


　　第十四条　改建或者加宽原有公路需要采伐原有行道树的，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改建或者加宽公路的等级和工程设计，一次或者分次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采伐计划，经批准领取采伐许可证后，方可采伐。


　　第十五条　除更新采伐和更新间伐外，其他理由经批准采伐行道树的，应当予以补偿。补偿标准和办法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经批准对公路行道树进行更新采伐、更新间伐和修枝断尖的收益，应当按照下列原则进行分配：
　　（一）集体或者个人栽植并管护的，收益全部归集体或者个人；
　　（二）单位、集体或者个人栽植交公路管理机构管护的，收益由双方协商确定分配比例；
　　（三）公路管理机构栽植并管护的，收益全部归公路管理机构。
　　公路管理机构所得收益中，７０％作为公路绿化专用资金，３０％作为公路绿化奖励经费。


　　第十七条　对盗伐、滥伐公路行道树或者其他破坏公路绿化的行为进行举报的，由县以上公路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给予奖励。


　　第十八条　公路绿化物的成活率、保存率达到优良标准的，由公路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达不到合格标准的，由公路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补栽。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盗伐、滥伐公路行道树或者破坏其他公路绿化物的，由公路主管部门责令补栽和赔偿损失，并处损失金额１至２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公路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电力或者通信设施涉及公路行道树栽植、砍伐、修枝断尖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省公路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侦查程序改革及公安机关应对之策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已2003年10月列入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目前立法机关正会同法学专家及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以制约权力、保障人权为导向，对侦查程序和强制措施进行重大改革。此次改革将导致我国侦查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公安机关侦查职权、侦查体制和侦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公安机关必须高度关注、认真研究、提前应对。
一、侦查程序改革的背景

（一）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随之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又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及“政治文明”写进宪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司法改革运动蓬勃发展，全社会实行法治的大环境基本形成。

（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受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进和世界范围人权运动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对安全与自由、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值均有大幅提高，人们不再甘于成为刑事司法程序任意处置的客体与对象。反映在侦查上，就是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公安机关能够迅速、及时破案，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公正、文明执法。这种背景下，如果公安机关侦查能力和执法水平不能与时俱进，就难免陷入被动挨打、倍受社会指责的境地。

（三）刑事司法趋于国际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刑事司法制度日渐趋同，特别是联合国有关人权条约规定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普遍为世界各国遵循。近年来，我国先后加入或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10多项国际条约。这要求我国刑事司法必须向国际标准靠拢，逐步认同和接受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强制措施实行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律师自由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允许律师在场等诉讼原则和制度，达到“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最低标准”。

二、现行侦查程序的弊端

（一）对侦查权监督制约不够。我国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强大的侦查职权，如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之外的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有权自行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行为。事先不需司法机关批准，事后不受司法机关审查。侦查权的行使，更多的是依赖侦查机关的自律，缺乏制度性的有力监督。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滥施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现象屡禁不止，侦查机关和侦查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与指责。

（二）犯罪嫌疑人权利缺乏保障。侦查机关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有权自主采取各种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对此，犯罪嫌疑人只能被动服从和配合，无从申请司法机关介入和提供保护。同时,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十分有限，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负有如实陈述的义务，不享有沉默权;律师不享有调查取证权和讯问时的在场权，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因此，我国侦查程序凸显秘密性和封闭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处于类似客体的地位，权利难以有效保障。这与联合国有关国际条约的要求相距甚远，也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不协调。

（三）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产生冲突。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做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模式,增强了庭审的对抗性、辩论性。但是，与之密切关联的刑事审判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却依然沿袭纠问式的体制，控辩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这使得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之间出现严重不协调，从而部分冲击和抵消了庭审制度改革的所追求的效果。

三、侦查程序改革的内容

（一）建立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参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及世界各国通行做法，由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如逮捕、搜查、扣押等，进行审查和批准，是侦查程序构造的理想状态，也是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的远景目标。目前，考虑我国宪法体制和基本国情，可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由其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批准。同时，为强化司法救济，应允许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就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仍不服的，应准许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维持或者撤销的裁定。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考虑我国目前侦查资源严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目前尚不宜规定英美式的明示沉默权。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又存在许多问题。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而且容易引发刑讯逼供。因此，刑事诉讼法修第93条规定应予废止，并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三）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讯问时的在场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有助于增强侦查程序的公开性和有效保护人权，我国立法应逐步采纳。目前，考虑到我国刑事犯罪形势、犯罪嫌疑人经济能力和律师队伍现状，尚不宜完全赋予律师上述权利。但为保证侦查取证客观、全面进行，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请保全证据的权利。在侦查初始阶段，可继续实行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的做法，但在侦查进行一个阶段后，就应当准许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联络，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及进行限制。应逐步推行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如在羁押场所建立律师值班制度，由值班律师现场监督讯问过程，并在讯问笔录上签字。这样，既可杜绝刑讯逼供发生，又可增强口供的合法性和证明力，防止犯罪嫌疑人动辄翻供。

（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目前仅由司法解释加以规定是不够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倒根据”。同时，为解决刑讯逼供难以证明的问题，可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举出一定事实、指控执法人员对其刑讯逼供时，应由控诉机关承担“没有实行过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为有效遏制非法取证，对通过非法口供间接获取的其他证据，以及使用违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我国立法应逐步确立排除规则。在目前阶段，对前者，只要该证据本身收集程序不违法，可规定不予排除;对后者，则应区别对待，交由法院依据违法的程度来裁量是否排除。

（五）将技术性、秘密性侦查措施纳入立法。将电话监听、秘密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及诱惑侦查、卧底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立法，是侦查法治化的要求。但鉴于此类侦查手段和措施的特殊性、高度机密性，刑事诉讼法对此只应作一些原则性规定，不宜过于细致。在审批权限上，由于此类侦查措施基本不涉及对公民人身、财产的强制，所以仍可交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备案。这样，既可以保证侦查效率，又便于检察机关监督，并有助于增强秘密获取证据的合法性与可采性。

（六）羁押部门与侦查机关分离。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和监狱、劳教所、强制戒毒所一样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有利于分权制衡，避免犯罪嫌疑人长期处于侦查机关的单方控制之下。从而有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权益，减少刑讯逼供现象发生。

四、公安机关的应对之策

（一）提高认识，更新观念。

侦查程序改革的目标取向，一是合理约束侦查权，二是有效保障人权。因此，改革必然带来对侦查机关职权的限制与剥夺，从而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侦查工作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我国侦查机关对侦查职权的依赖性相当大。许多同志之所以反对侦查程序改革，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强大侦查权的迷恋。但必须认识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下，侦查机关绝不能再单纯依赖侦查职权维持侦查能力，更不能把侦查效率建立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之上。不可否认，侦查职权的限制会一定程度地削弱侦查能力，但这是侦查法治化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完全可以通过推广运用科技手段、转换侦查模式、完善工作机制、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工作加以弥补。

（二）多策并举，大力提高侦查能力

新时期，公安机关要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这“四种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侦查能力，侦查能力是公安机关的核心能力之一。在侦查程序法治化背景下，只有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不断提高，方可保证打击犯罪力度不减、社会治安不会反复。因此，根本的应对之策，在于提高侦查能力。当前，提高侦查能力，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

1、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强化“由人到案”的侦查模式。在坚持传统 “由案到人”传统侦查模式的同时，为增强打击犯罪的主动性，提高侦查效率,有必要通过加强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工作、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工作，强化“由人到案”的侦查方式。特别是对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预谋犯罪、毒品犯罪、假币犯罪等没有明确犯罪现场或者具体受害人的案件，应坚持主动进攻，开展内线侦查和秘密侦查，获取证据，打击犯罪。

2、大力发展刑事技术，提高侦查工作科技含量。为根除口供主义的影响，提高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能力，必须摒弃“由供到证”的落后侦查模式，推行以物证为中心的新型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必须更新观念，加大投入，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

3、推进动侦查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队伍战斗力。要建立和完善侦查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淘汰机制，激发队伍活力，稳定侦查人才队伍。要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制定系统完整的训练规划，使每名侦查人员都能定期接受侦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具备独立完成侦查、预审、诉讼的能力。要根据实战需要，引进一批精通外语、计算机、法律、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侦查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并建立全国侦查专家人才库，培养一批破案能手、审讯专家、犯罪心理专家、刑事技术专家，发挥他们在攻坚克难中的作用。